如何处置你无所不在的垃圾

　　北京正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垃圾危机：8座大型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7座垃圾卫生填埋场两三年内将填满封场。而每天新产生的生活垃圾就有1.7万吨。

　　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刘志国表示，北京每年建筑垃圾产生量高达4000万吨，资源利用率不足30%。

　　“北京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处理能力接近饱和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新的处理设施迟迟不能建成，两三年后北京主城区的垃圾将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清华大学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国际上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包括填埋、焚烧、堆肥和资源回收四类。”刘建国说。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刘阳生告诉记者，目前的垃圾处理技术中，只有填埋和焚烧能满足“日产日清”“快速有效消纳”的要求，而北京市以填埋为主。

　　不只是北京，“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处理一般都以填埋为主，见效快，效率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方式，填埋都必不可少。”刘阳生说，填埋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垃圾快速稳定、空间可循环使用的可持续填埋技术会成为未来填埋技术的发展方向。

　　但填埋处理并不完美。“因为垃圾填埋场寿命有限，一旦超负荷运作，会使没有来得及或没有能力处理的有毒渗沥液逸散，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张付申说，“现存的填埋场总有一天会饱和，而因为用地紧张，开辟新填埋场的困难会很大。”

　　面对即将无处安放的垃圾，北京也有“对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提出，“十二五”时期将建成35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理厂和渗沥液处理设施，5项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如果能顺利落实，北京市垃圾焚烧比例将明显上升，填埋比例将降低至30%以下，垃圾处理压力会明显缓解。”刘阳生说。

　　“焚烧是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成熟技术，具有减容减量效果显著、无害化彻底、可回收其中蕴涵的能源、商业模式成熟等优点。”刘建国说。

　　刘阳生表示，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历经了20多年的本土化，已经能解决焚烧技术、二次污染控制问题，且2005年后建立的焚烧厂基本都采用欧盟排放控制标准，有些焚烧厂还高于该标准。

　　然而，“救星”也并非万能。在刘建国看来，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的运行尚未很好地解决垃圾焚烧飞灰的安全处置，而飞灰中富集了绝大部分的二恶英和重金属。

　　“我国垃圾焚烧厂目前还多采用流化床之类的小型焚烧设备，在温度控制、尾气处理能力方面远不如大型焚烧设备。”张付申说。

　　此外，“垃圾焚烧厂选址也成问题。”刘阳生说，“居民的质疑使污染物排放标准越来越严，尾气控制措施越来越复杂，建设运营成本越来越高，而这种自我绞杀式的发展不可持续。”

　　对此，刘阳生建议，要确保焚烧遵守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排放标准，保证垃圾焚烧厂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配合严格的运营监管和执法监督。

　　除了填埋、焚烧，垃圾处理还有一条路资源化利用。

　　“在我国，垃圾产生后会经过家庭回收、拾荒者回收、环卫系统中转站回收等回收过程，剩余的进入填埋场、焚烧厂或堆肥场的垃圾才称为垃圾。而欧美国家将产生后的垃圾都称为垃圾。”刘阳生说，如果从欧美角度看，我国城市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水平并不低。

　　如果根据我国对“垃圾”的理解，“垃圾资源化利用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生物法，例如堆肥、制沼气；二是化学法，如炭化处理、裂解制油等。”张付申说。

　　“垃圾堆肥在我国曾轰轰烈烈发展过一阵，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混合垃圾堆肥的二次污染重、运营成本高、堆肥品质差，而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刘建国说。

　　刘建国认为，如果实现了厨余垃圾单独收集，且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技术，完善相关标准，出台配套政策，厌氧发酵生产生物质燃气、沼渣沼液肥料化利用会是更先进的技术选择。

　　而在张付申看来，资源化利用难点不在生物利用，而在化学利用。“处理速度慢、规模小，使得化学利用的规模化应用不多。”

　　刘阳生则建议，要解决垃圾处理压力，必须建立完整的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体系，包括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资源化。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如对资源化产品的税收奖励，政府对资源化产品销售渠道的支持。

作者：admin

分类垃圾-环境保护从分类垃圾做起! 站点 QQ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