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的政策，寄希望于国联，尽管国联于1931年10月24日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但是日方并不理会，导致东三省沦陷。
东北沦陷后，张学良及东北军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将领内心都十分憋屈，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打回东北，一雪前耻。
张学良在对日军侵略意图产生误判后，希望能够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重新打回东北。
然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将所有的兵力都用在“围剿”红军上面，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蒋介石于1934年2月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后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率领东北军“围剿”红军。
当时张学良以为东北军装备精良，又经过严格的训练，而红军当时不但人数少，装备差，补给也落后，是经过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
然而在几次交手后，红军的战斗力刷新了张学良的认知，两个多月的三场战役就让东北军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张学良搞不懂，红军为什么这么能打？直到一个被俘的东北军团长被释放回来后，才为他解开了心中的迷惑。
1935年10月22日夜里，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驻扎在榆林桥的东北军的67军619团，榆林桥是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群山环绕，村前有一条公路通往延安。
在红军发起进攻后，619团仓促应战，双方经过激烈交战后，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左膀臂受伤后被俘。
高福源不同于一般的东北军将领，而是颇受张学良信任的将领，高福源对张学良更是忠心耿耿，在被俘后，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声称：“生是少帅的人，死是少帅的鬼，要杀、要毙都无所谓。”
高福源出生于辽宁营口，其父是晚清北洋时期的将领，曾在保定武备堂学习过，也算是军人世家了，高福源长大后，一直在北京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
在北京期间，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积极参加爱国，于是萌发了弃笔从戎报效祖国的想法。
恰好东北讲武堂招生，高福源于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东北讲武堂是奉系军阀的军官学校，曾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
张学良就在东北讲武堂读的第一期炮科，后来从讲武堂毕业的军官基本都被张学良招入麾下。历任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等职务。
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高福源因为出色的军事才华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负责训练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高福源对“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但是张学良再三对部将保证，一旦时机成熟，东北军一定会打回东北，高福源被迫率领部队随东北军退守关内，然而对于国难当头之日，未能报效祖国一直引为终身憾事。
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长城之战”，高福源终于有机会和其他爱国官兵一起投入到抗击日寇的前线，在战斗中，高福源所部顽强阻击敌人，赢得了“猛将”的称号，不久被提拔为上校团长，深受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和倚重。
正当高福源打算和其他将领全力以赴投入到抗战中时，张学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密令下，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不久山海关和热河相继失守，在舆论的声讨中，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高福源深知，少帅早晚会回来率领东北军打回东北，因此积极训练士兵，时刻准备着，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1934年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张学良就被调去打红军，发动内战。
当时东北军将领一心想着跟日本人打，对打内战士气并不高，所以在与红军交手过几次以后，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就连高福源都被俘虏了。
当时的高福源极其苦闷，想不通，为什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会打不过红军呢？想要一死了之。
但是人却并没有杀他，反而悉心为他治伤，给他安排了一个好一点的窑洞，和一件新棉衣，行动上也较为自由。
当红军得知高福源是一个受过东北讲武堂教育的军官时，还邀请他当红军军事学院的教官，让他教红军的战士一些战略战术。
有一次，彭德怀还把高福源请进自己的窑洞，进行一些谈话，因为彭德怀和蔼可亲，大大改观了高福源对红军的印象，使得他不再仇视红军。
当时红军俘虏了很多东北军军官，于是在瓦窑堡组织了一个东北军军官学习班，高福源被选为学习班长，当组织将和红军抗日救国纲领材料发给他们时，高福源一口气就等读完，对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十分赞同。
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曾多次亲临学习班为全体官兵作报告，分析和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切的讲话，给高福源等被俘东北军军官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特别是当他了解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时，大家都很感动。
在这里学习两个月后，高福源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学习，对红军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相信，在的帮助下，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一定能够跟日本侵略者一较高下。
有一天，高福源找到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说道：“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想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甚至东北军和张司令也会同意，只要抗日，东北军没有人不同意的。我现在愿意回东北军去说服东北军张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敢不敢放我回去，相不相信我？”
对于高福源的这种表态，李克农非常高兴，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很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再回答你。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相反的我很担心你回去后的安全。”
高福源很自信，拍着胸脯说：“只要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就是死了也无所谓。”
李克农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中央十分重视，马上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称赞他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
1935年12月的一个晚上，高福源回到甘泉城东北军驻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里的东北军的营长周祖尧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才有可能收复失地和拯救东北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中。
当时周祖尧顾虑重重，不知如何是好，高福源则一再向他陈述利害关系，高福源在甘泉城待了两天，第三天回苏区出发前，还再三叮嘱周祖尧，一定要看清形势，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高福源回到苏区两三天后，又给周祖尧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红军愿与甘泉城的守军谈判，停止敌对行动。
周祖尧考虑再三后，派人来到红军驻地进行谈判，经过两次会谈后，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
对于这次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停火协议的达成，中央对高福源的工作给予了十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他继续深入地向东北军高层领导人进言。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向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高福源看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振奋，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共中央指示让他秘密入党。
有一天，彭德怀对高福源说：“我们想让你回西安，去做这个工作（指联合抗日），不知你是否愿意？”
高福源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说道：“我若能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不久，高福源在苏区给驻洛川的67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叙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和愿意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交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
王以哲得知后，立即给打来电报要求释放高福源，立即给彭德怀打电报，同意让高福源回东北军。
高福源回到洛川67军军部后，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和他进行了长谈，并将此事密报给张学良。
电报发出第二天，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在67军军部，王以哲把高福源引进密室，让高福源与张学良密谈。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十分激动地说：“报告司令，我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报要向张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大骂说：“你好大胆子，当了俘虏还要回来当说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当即哭着说：“司令枪毙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你可别忘了，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了，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现在提出抗日，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打回老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东北军再继续打下去就要消灭完了！”
想不到，张学良接下来却一改之前的愤怒表情，一脸严肃地说：“你回来得正好，你说的也是，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胆量，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几天，就到苏区去，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来具体谈一谈。”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个态度，立刻取出要他转交给张学良的信，张学良仔细看了又看，又和王以哲交换了意见，说道：“的确有诚意。”
接着，高福源又将自己被俘后的见闻，以及对红军的认识详细地说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直到这时，张学良才知道红军为什么那么能打，是因为红军有信仰，而这一点，正是东北军将士所欠缺的。
张学良和王以哲同时得出结论：只有能够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顽固地坚持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仅消灭不了红军，而且只能将东北军推向灭亡。
第二天，张学良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要高福源到瓦窑堡转交给、周恩来，请中共方面派人来谈判。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由人秘密护送，返回苏区，将与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
得知张学良的态度，十分高兴，握住高福源的手夸赞说：“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作了一件好事！”
周恩来也夸赞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向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在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先去洛川打前站，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密码，到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
2月19日，中共中央以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中央代表出发日期以电台形式通知张学良和王以哲。
2月21日，李克农带领一位秘书和译电员，以及两名警卫员，在高福源的带领下，经过几天的行程到达洛川67军驻地。
为防止走漏消息，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紧靠军部的一座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佟道和一名副官陪同，并在院子外面设立哨兵，戒备森严。
等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王以哲立刻密电张学良，本来张学良想亲自与李克农密电的，可是当时他要去南京开会，只好让王以哲先谈具体问题，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后再商谈。
很快，李克农一行就与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达成六项口头协议，并约定自1936年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张学良开完会后，从南京飞回西安后，立刻赶往洛川，与李克农展开正式会谈，因为涉及问题较多，双方一件难免出现分歧，高福源则尽量作双方的工作，将双方意见引向统一，会谈至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
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最好能在主席或者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进行一次会谈。
中共中央收到李克农发回的电报后，立刻开会研究，最终决定让周恩来再与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它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实质性联合，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抗日民族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
周恩来则冷静地进行分析，认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对抗战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困难。
张学良则表示：“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就一定能成功。”
周恩来听完后，认为张学良说得有道理，双方经过坦诚交谈，彼此的想法都比较接近，最终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行动。
1936年9月，中国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在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全面合作的时候，高福源充当秘密信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高福源受中共指派，继续在东北军中做联络工作。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与中共中央携手抗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
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调往北方，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调离。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人，立刻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立刻下令卫队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介石亲往。
与此同时，张学良与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将领密商，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抗日而坚决执行“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面对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蒋介石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个大吵一架后，蒋介石飞抵洛阳，并调集中央军向西北集结待命。
为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再次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再遭蒋介石的拒绝，并表示，如果东北军不能“剿共”，就立刻将其部队调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又遭蒋介石的拒绝，到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要求释放被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也被蒋介石拒绝，张学良最终确认蒋介石绝无抗日意向。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调来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以此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劝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面对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张学良与杨虎城最终下定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派高福源到105师刘多荃处任少将旅长，高福源一边宣传联共抗日主张，一边积极准备军事力量，准备在张学良指挥下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下令高福源、刘多荃、孙铭文等人亲自参加指挥清华池捉蒋的战斗。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溃了蒋军桂永清部的进攻。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去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十分恼怒，大骂两位将军，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张学良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这样顽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与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商讨后，他们都劝张学良立即通知寻找解决办法，张学良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
中共中央当即派遣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同志亲赴西安处理西安，经过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结束内战，联共抗日，中共答应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西安事变虽然得以和平解决，但是张学良及东北军却没有等来和平，蒋介石获得释放放，张学良担心蒋介石安慰，亲自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谁知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当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东北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救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对南京使用武力，另一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因两派矛盾尖锐，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以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杀害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
王以哲被杀后，东北军中大乱，有东北军元老想替王以哲报仇，将枪杀王以哲的一位连长处死，当时有人说高福源也参与了指挥杀害王以哲的行动，王以哲的部下刘多荃便设计诱杀高福源。
他先是发电报让高福源到师部开会，并在师部设下埋伏，等到高福源到达师部后，就被埋伏好的士兵绑到院内枪杀，随行人员也遭灭口，一并推入枯井中掩埋。
高福源是否真的参与过枪杀王以哲的事件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福源和王以哲的政治态度是一样的，私下关系也很好，当初把高福源带到张学良身边，劝说张学良合作抗日的正是王以哲。
然而当时东北军因为少帅被扣押，东北军群情激愤之下却又群龙无首，尤其是王以哲被枪杀后，东北军将领更是杀红了眼，可惜高福源这样一位为推动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巨大贡献的将领。
此后，东北军被整编为六个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蒋介石调往不同的地方驻防，尽管东北军将领都知道蒋介石在分化瓦解东北军，但是他们并没有拒绝，而是在抗日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拼杀，因为东北军没有兵源补给，剩下一个师的人，番号就降为师，剩下的人不多了，就将士兵调到其他部队，直接取消番号。
比如67军在淞沪会战中，107师全军覆没，残余的108师被划归中央军，67军番号就此取消。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东北军将领选择起义，加入八路军，在的领导下，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上，比如吕正操、万毅等将军，以及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
1945年8月15日，全面抗战取得胜利后，受中共指挥的东北军旧部率先挺进东北，为中共解放东北建立了卓越战功。
然而由于高福源本人涉及到“二二事件”当中，被杀得也不明不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份都没有得到公开。
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忘记这位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1960年12月14日，周恩来与旁人提及高福源时，说道：“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就是从他开始的……”
1981年，高福源的遗骸被找到，1982年，在的关怀下，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将骨灰盒安放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
直到这时，高福源的身份才逐渐公开，在传统的印象中，高福源是东北军的将领，实际上，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烈士。
谨以此文，缅怀那些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不计个人荣辱，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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