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挣扎着交代后事：我有三个遗愿一定要帮我实现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元帅一家就住在北京西城一条闹中取静、弯曲不直、宽窄不同也不很长的胡同里。这就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才名重一时的柳荫街。柳荫街过去的名字叫李广桥西街，据说是因明朝太监李广曾住这里而得名。这条毫不显眼的胡同从南口往东不远，便是北京市有名的一片水面：什刹海。过去每逢春夏，漫步围着栏杆的“海”旁，可以拂到条条迎风摇曳的柳丝，望到碧绿的涟漪中一片片娇艳的荷花，有时还能见到轻舟泛浮水上。

　　白日，那一团团彩色的云雾，给炎热注入清凉与柔和；晚间，那婆娑的绿树和火爆的红花，散发出无尽的温馨与芬芳。沿“海”摊棚林立：卖爆肚、豆汁、扒糕、凉粉、羊双肠、衣服、小百货的，玩小戏、杂耍的……劳动人民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柳荫街中段有个并不是很大的院落和一座老式二层楼房。室内陈设庄重而简朴，院内栽种着一些蔬菜、花草和几株大树，这就是元帅的府邸。那时候，正逢人民共和国的初创时期。的儿子徐小岩，就读于八一小学。这座诞生在战争年代烽火硝烟中的学校，当时正由革命老区搬迁到京郊风景秀丽的燕山脚下。那段全新的生活，曾被不少人称为“我们共和国最美好的时光”。春风习习，霞光绚烂，眼前完全是一个人民新政权创建伊始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元帅的格局一次，徐小岩的父亲来学校看他。大家都知道这位家长是叫做“元帅”的“大官”。然而，元帅完全以一个普通学生家长的身份走进宽阔幽静的校园，出现在师生员工面前。

　　他穿一身朴素的便装，身材清瘦，皮肤苍白，嗓音微颤，文雅谦和，慈祥可亲，很像是个教书的老师。大家无论如何，也难以把他同在这之前曾经见到过的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气宇轩昂的武夫”联系起来，也难以把他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系到一起。然而，元帅那温馨的目光和颇有魅力的微笑，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独特、也太深刻了。外表、性格、职业、功绩之间的反差，正是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或许是受他元帅父亲的影响，徐小岩和他的两位姐姐、一位妹妹从小也都很朴素，吃、穿、住、用和做什么事情都毫不讲究，旁人很难猜出他们的父亲便是赫赫有名的共和国元帅。一般人或许未必注意到，在1955年主席亲自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和，都是南方人。推而广之，随十大元帅一道被授衔，足能同十大元帅媲美的十名大将粟裕、陈赓、张云逸、肖劲光、罗瑞卿、徐海东、黄克诚、王树声、许光达、谭政也都是南方人；整整二十名出类拔萃的军界精英里，独有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那么，这样一个生长在中国内陆省份山西的偏僻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为什么能在南方起家，成为威震四方的杰出无产阶级军事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当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他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思想指引了他。这就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也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开创大别山根据地、威震中原，直至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战场上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不断克服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的恼人干扰。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一颗北方的帅星在南方冉冉升起。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每个人性格的形成，是不是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有关呢？元帅应当也不例外。推而言之，徐小岩等元帅子女，其性格与品德的形成，也与父亲元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元帅的父亲名叫徐懋淮，早年多在外地谋生，小象谦（元帅的原名）就整天跟着母亲在屋里屋外转。徐帅的母亲名叫赵金銮。她的老家离徐家不远，叫槐荫村。几十年后，元帅建议将李广桥西街改名为柳荫街，或许与这种浓浓的故乡情结不无关系。

　　赵家的家境也与徐家“门当户对”，在赵金銮之前，徐懋淮曾娶过一妻，但两三年后就病故了，没有留下子女。赵金銮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了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赢得了上下左右的喜爱。婆婆信任赵金銮，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赵金銮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人家让到屋里，给吃、给喝，不吝布施。这与我们熟知的主席的母亲颇为相似。元帅自小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当时，他幼小的心灵中虽然还不很理解母亲的所作所为，但他已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赵金銮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母亲身边长大，七八岁便参加了田里的劳动。母亲的教育，使幼年的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母亲对他没有条件溺爱，也从不溺爱，让他夏天去挖野菜，采榆、桑、杏、槐、杨、柳叶，冬天去拾粪。山西的冬天，冷风刺骨，他早起拾粪不一会就冻得手脚麻木，但回到家里，母亲虽心疼儿子，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就是不说可以降低劳动定额的话。这种对孩子真正的爱，使从小便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勤劳、善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观念和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

　　这使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能忍人所不能忍，能承受住难以想象的巨大精神压力。至于他从小学到大的生活经验，也帮助他渡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能带头采野菜充饥。在他当上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对子女，赵金銮慈爱而严厉；徐懋淮虽然经常出外做活，但回到家里，管教子女也同样严格而慈祥。后来，元帅带兵打仗，显然是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既严格又慈爱的管教方式，成为有名的威严干练、“爱兵如子”的革命将领。“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他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元帅常常这样对徐小岩等子女们讲。父亲的品格，对元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小就学习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恃强凌弱，不媚富欺贫，性格中更多豁达、坚忍的成分。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元帅自小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基础，养成了谦虚、谨慎、诚恳、平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像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和工农红军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她在采访了之后说：这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尽管他忠心耿耿，英勇善战，一生廉洁，德高望重，路途却起起伏伏，并不是一帆风顺。然而，他始终没有改变人生的执著和追求。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尽管战功显赫，在党史军史上又有着十分独特的一页，但他对于个人权力一直是很淡漠的。这或许也成为徐帅的家风，在徐小岩身上同样表现得颇为明显。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从红四方面军生长出来的干部，经过历史的无情淘汰和严格筛选，最终留下在我军领导岗位上担当重任的最多。以至同志在离开军委主席这一关键岗位时，专门讲到针对这一历史现象，新一届军委主要领导人中，一定要有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老红军，这无疑使得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元帅，显现出更辉煌的光彩。千帆看过，宠辱不惊建国后，元帅长期身体不是很好，尤其是偏头痛犯起来特别厉害，有时参加军委会议，开到中途就痛得难以支撑，不得不请假退席。受命担任总参谋长后不久，他就不得不较长时间地在青岛养病，而由副总参谋长元帅代理总参谋长。因而，有相当一段时间，他可以说是处于“半赋闲”状态。说元帅“半赋闲”，另一方面还说明是他向来无权欲，是个从来不会、也不知道争权的人。1967年1月6日，柳荫街的近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元帅的夫人黄杰同志，说他有重要事情要找徐帅谈，但目前来帅府有诸多不便，请元帅和黄杰同志同到五所一叙。杨成武在晋察冀野战军时曾是元帅的部下，建国后也一直在徐帅的领导下工作。两家在柳荫街隔墙而居，关系一直不错。

　　但由于元帅多年来身体欠佳，抓具体工作不多，而杨成武始终身处第一线，两人近期来往并不多。有时在公开场合偶尔相逢，也大都是简单地问候一两句，来不及深谈。“噢，成武。有什么要事这样神秘的？”元帅用深沉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代总参谋长。“徐帅，是大事。要不我怎么敢斗胆请老帅您哟。”简短的寒暄之后，杨成武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元帅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元帅毫无思想准备，沉默了许久，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的回答是：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1967年1月10日，中央派人送来了改组全军的通知。看来，一切都安排好了，容不得元帅再说些什么了。据一些老干部多少年后分析这段历史，认为当时毛主席和中央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当时的军队都还是要由一位资深德高望重的老帅出面才行。衡量来衡量去，选定了元帅。元帅在军事指挥上，向来以灵活多变著称，是有名的打仗不“吃亏”的将领。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忠厚实诚，不擅丝毫变通。1969年1月底，元帅被安排去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南厂，离北京市不远，可以在厂里住，也可以在家里住。“二七”厂坐落在北京西南郊，是历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全厂共27个车间，44个科、室、院，职工近八千人，连同家属共四万余人。2月3日，元帅只和一名随员带着行李，驱车来到“二七”厂。他被分配到加工车间劳动，百八十个工人当时也按部队里班、排、连的建制，叫“加工连”。

　　已经68岁高龄的元帅干不了重体力活，又不会开车床，只好干点儿敲敲打打的零杂活。那时，他正患着病，每当太阳冷着脸从东方爬出来，便要和工人一起起床，到大食堂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劳动。每天夜里，他都是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宿舍。好在工人师傅对老干部们很友好，并不过多要求元帅干这干那，还经常嘱咐他注意休息，要随员给他把饭菜打回宿舍来吃。在这段时间里，元帅同加工连的工人们，尤其是老工人们，在劳动和闲谈中沟通了感情，建立了不寻常的友谊。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实在是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元帅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他那张历尽磨难的削瘦的面孔，显出对一切突然事变和任何逆境都能处之泰然的平静。10月17日，几位老帅，奉命从北京到外地。于10月18日接到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他没有来得及收拾什么东西，20日晚就与黄杰话别，只带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开了北京。

　　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元帅在开封，长达一年半之久。这段时间，他整天呆在房间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据元帅的大女儿徐松枝回忆：父亲像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都非常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儿女。听长辈们讲，当他初为人父时，曾为我的出生而欣喜若狂。后来，每当我的弟弟妹妹们出生，作为元帅的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虽然父亲早年就远离家乡，为革命战争而长期奔波在外，很难像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但这使我更难忘却和父亲在一起的情景。徐松枝的思绪不禁又回1937年中秋节前：那还是抗日战争初期，元帅随同周恩来副主席到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在9月16日回乡探望。自打记事后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意离开左右，当爸爸问话时，总害羞地躲开。看到可爱又陌生的女儿，转眼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真是感慨万千。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看到当时的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爷爷希望这个孙女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雪经霜。松枝的确是个苦命的孩子。刚出生时，母亲奶水很少，远不够吃。一周岁时，父亲就远离家乡奔赴南方。没有多久，母亲又患不治之症命归黄泉。她是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抚养才长大成人的。1925年，脱离国民二军时曾回乡探过一次亲。那时松枝正呀呀学语，伸着小手、口里喊着“大大”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靠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把他们带到部队去打日本。很尊重两个姐姐，从小就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的话同母亲的话一样具有说服力。在姐姐没有说话前，他一直没有答应。当姐姐说了“行”时，他才答应了下来。这两个外甥受舅舅的影响与感染，都英勇作战，身先士卒，后来，他们全部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一道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于百团大战期间牺牲。1941年，松枝年满18岁，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她长得方面桃腮，很像母亲——病故的前妻朱香婵。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送到延安。这时，父女俩才有机会再次相见。此时的松枝，已经不可能像幼时那样无拘无束地亲近父亲，以后，见到父亲也一直是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但她是把对父亲的敬爱与深情埋藏在心底。据说，元帅常常为此而暗自神伤。但他看到聪明好学的长女，很快在革命部队里成长为能救死扶伤的军医，外孙又渐渐长大成人，感到无限欣慰。二女儿徐鲁溪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儿子徐小岩在远方的部队服役，算是当时最好的出路。

　　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有单位敢接收，想去生产建设兵团人家也不要。她一头扑到妈妈怀里，低声啜泣起来。后来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独居开封的元帅，年迈孤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料，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老人心里牵挂着妻子儿女，却实在也无能为力啊！1971年4月8日，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是其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河西走廊情节在长期关注有关、徐小岩父子的资料后，笔者发现，他们父子身上，都有一种明显的“河西走廊情结”。元帅与河西走廊结下不解之缘，是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奉的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后因局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率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伺机接通新疆。那时，沟通和苏联的联系，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设想。谁也料不到党中央下令红四方面军西征会是大败的结局。两万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尽管刚刚才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冲过祁连山，穿越茫茫瀚海，完成了一次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大进军。这一带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建立根据地。部队饥寒交迫，只有消耗，很少有补充。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带，运动不便，军事上，则陷入十几万军队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四面包围之中，被动挨打，很不得力。和红军战士一样，长途转战，备受饥疲、疾病折磨，迈着一双肿胀的脚，踩着刺透草鞋的菱形碎石，在蜿蜒起伏的陡峻山路上急急跋涉。他眼见到一位位战友在战斗和饥寒交迫中倒下。这些英雄的影子，几乎伴随了一生。直到晚年，元帅回忆起当年铁马金戈的时光，心里还充溢着深刻的感情。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西路军败北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元帅等西路军将士们的心头。几十年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性情爽快的人日益沉默，成了一本陌生人很难读懂的书。多少年来，他把人生的忧郁和感伤、痛苦和体验，都深藏在心底。祁连山不因其起伏而失其庄严，西路军不因其失败而失其伟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逆境往往是杰出人物思想飞跃的母菌。元帅的性情就是从那以后有了明显升华，变得更沉稳成熟了。多少年来，身居高位的元帅时刻怀念着河西走廊的人民，时刻眷念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他听说，有一位流落在异乡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在饥寒交迫、生活无着、衣食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默默地存交党费。她一分钱、两分钱、一角钱、两角钱地积攒，后来竟积存了四百多元，最后交出的钱币都陈旧发黄了。元帅边听边感叹唏嘘，他对夫人黄杰和儿子徐小岩说：“这四百多元党费，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赤诚的心啊！”认为西路军将士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应该为他们立碑，为他们写传，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党史、战史上。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有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了西路军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命令的结论。元帅和主席等四方面军的将领都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当年喋血奋战的西路军将士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的确，青山已经作证，大漠已经作证，历史已经作证——西路军两万多忠勇将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血染河西走廊。他们虽然因寡不敌众和其他客观原因，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顽强拼搏，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西路军将士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元帅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对他们的后代倾注了最深沉的爱。名列中国三十三名军事家之一的许继慎，是元帅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班同窗。他在鄂豫皖苏区曾经担任过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师长。全国解放后，元帅和黄杰一直多方打听过许继慎后人的下落，只可惜毫无结果。有一年，许继慎的儿子许民庆突然来到北京，到处寻找拜见元帅。徐帅当时身体不好，立即派秘书去见许民庆，并给他送去路费、生活费、零用费。原来，虽然建国那么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许继慎的家乡却还没有承认许继慎为烈士，家属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元帅十分震惊，当即给安徽省委写信，说明许继慎是革命干部，一定要关照好他的后代。安徽省委接信后，迅即妥善地作了安排。此后，安徽省六安县为许继慎烈士建立了纪念碑。许民庆也受到了相应的照顾。一次，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等老同志写信给，说蔡威的家乡至今还不晓得蔡威是烈士，要求一定要在党史人物志里列上蔡威的名字。元帅和黄杰最清楚，蔡威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三局的局长、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听工作的创始人，他戎马一生，最后牺牲在长征路上。元帅立即把这封信批给有关领导，并强调说：“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他的遗属理应享受烈属待遇，请中办告福建阅办。”每逢老区来的乡亲找到家里，徐帅接见乡亲，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故乡人。他嘘寒问暖，询长问短，问得那样仔细，听得那样认真。山区人民的每一点进步，都令他高兴，山区人民的每一点困难，他都十分关心。有一次，信阳地委、新县县委的负责人来汇报老区的情况，黄杰知道最近身体不大好，便劝他在客厅里稍坐一会，早点回卧室休息。徐帅摆摆手说：“我正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老区的情况。”当时，一名年轻干部坦率地向老帅汇报了家乡的困难，人民的艰辛：“老帅，你还记得七里坪吗？”七里坪！那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吗？当年的总指挥怎能忘记？他的眼前，立刻涌现出当年率兵鏖战的青山绿水。

　　“我曾经陪着新华社记者到那里作过详细调查。那里的人民群众生活苦啊。解放都这么多年了，那里却没有多大变化，缺衣少被的现象仍很普遍，甚至确有几个人共有一条裤的。有一个姓王的老乡，全家七口人，却只有六个吃饭的碗！”年轻的干部连珠炮似地说着。元帅听到这里，立即从历史回到现实，脸上的笑容也顿时消失了。此后一连数日，他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不住地向黄杰念叨：“解放都这么多年，愧对老区人民啊！”从此以后，他严格禁止家人为他祝寿。昔日征战地，时时萦绕在元帅心中。他常常对黄杰和小岩说：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过极其重大的贡献。这些山区洒满了穷山沟人民的鲜血。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建国后，虽然党和人民政府采取过不少措施，对老区有过不少帮助，但许多地方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地方变化不大，甚至个别地区的群众连裤子都穿不上。有些老红军生活无着，无人照料。看了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感到愧对于老区人民，愧对于革命先烈。他吁请中央关注老区的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派人对井冈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陕北等经济上贫穷落后的革命老根据地作些系统的调査。尔后，专门开一次会议，研究制定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措施。

　　元帅还在报告中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一）各地党委应该派最优秀、最得力的干部到老革命根据地工作，下定决心同老区人民一道，奋斗它五年、十年，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二）对老区援助的重点，应放在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自救的能力上，帮助他们创造发展生产的条件。否则，年年救济，年年贫穷，几十年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得改变。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为老区人民着想，千方百计支援他们一些技术、设备，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完全应该的。（三）进一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发掘和利用山区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向山要钱，向山要宝。据我所知，像大别山种茶、桐油树、漆树，植树造林等等，都是有条件的。在政策上，政府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优惠。（四）请各地认真检查一下优抚工作，特别要注意调查少数老红军的情况，像宿县、涡阳县那样，妥善安排他们的晚年，使他们生活有依靠，病了有人管。逢年过节也不要忘记他们，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元帅逝世后，徐小岩遵照父亲的遗嘱和母亲黄杰的嘱托，与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同志一起，乘专机亲自把元帅的骨灰送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他追寻着父亲的战斗足迹整整走了一圈。回来后曾感慨地对我说：“真想不到，河西走廊直到现在还是那样贫穷荒凉！我真难想象父亲他们当年，怎么可能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从那以后，徐小岩更是时时关注着河西走廊的情况。每逢机关组织向大西北等贫困地区的人民捐赠，他都格外积极地投入自己的一片爱心。1990年9月，弥留之际，挣扎着爬起来，对家人认真、严肃、郑重地交代后事：“我说不了多少话，我只有三个遗愿，你们一定要帮我实现。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据徐小岩回忆：当时我和姐姐鲁溪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这生离死别的谈话，令人震撼。鲁溪姐姐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则强忍着悲痛表示：“爸爸，你不要说了，你说的话，我们记住了。”当一个杰出的生命停下他八十九年风雨兼程的脚步，当一代名将疲惫地合上眼睛之后，没有开追悼会，也没有搞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根据群众的要求，搞了一个家庭式的小灵堂。

　　灵堂本来设在元帅家里，但由于要求来吊唁的人太多，只好临时迁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一天，寒风瑟瑟，阴云蔽日。空中传来阵阵哀乐。礼堂已被布置成肃穆的灵堂。黑纱和白花缠绕廊柱，挽联悬挂横梁。元帅静卧在翠柏、鲜花丛中，火红的党旗覆盖着削瘦的身躯，两名解放军战士持枪守护在灵柩两旁。由于不是“公事公办”的“仪式”，人们向逝者告别都是自觉自愿的，因而气氛更加悲切、真挚！徐小岩在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又一次想起了父亲生前的谆谆教导。他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一再告诫我当干部只意味着要多做一些工作。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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