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短信漫天飞舞,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手机用户饱受困扰。曾有运营商表示,“通讯权谁都有,我们不是执法部门,不可能在短信没发出之前作出屏蔽处理,而且目前的监控技术根本就达不到这一点。”专家表示,垃圾短信治理不力,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
《2011年上半年手机短信息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短信息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13条,环比上涨了1.6条,同比上涨了14%。收到垃圾短信息占全部短信息的比例为27.3%,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和比例均呈现出上升趋势。
垃圾短信漫天飞舞,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手机用户饱受困扰。今年9月,广州的杨先生因不堪忍受短信电话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一纸诉状,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推上法庭。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被告方律师解释称,接到传票后,电信公司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并且,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我们诚意!”
因为打了这场官司,杨先生被幸运地列入了“红名单”,也真的开始享受起不被垃圾短信骚扰的“高干待遇”。
案件一经公布便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红名单”的出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从监控技术的角度来说,垃圾短信的治理是有可能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李曙光说:“垃圾短信一直难以解决,归根结底,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运营商与垃圾短信发送商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运营商为发送商提供短信发送平台甚至泄露用户个人信息,从中可以获取不菲的收入。因此,让运营商自断财路,实为不易。”
在技术遏制垃圾短信成为可能的今天,社会公众对运营商以往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委屈状”极其不满。同时,通过立法手段来规制垃圾短信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则表示,“目前我国垃圾短信治理需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解决,并不是单一的法规,而是综合立法。比如在广告法中进一步明确对广告的定义、类广告信息的发布、散布垃圾信息的认定等问题的规定,增加垃圾短信惩治内容;在个人隐私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公民在电信服务中应享有的权利;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权,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有必要通过刑法来惩处。” (据《人民日报》)
香港将垃圾短信称之为非应邀电子讯息。为遏止非应邀电子讯息问题,香港电讯管理局于2007年制订了《非应邀电子讯息条例》。条例严令禁止专业滥发讯息活动,并规定了发送商业电子讯息的规则。同时,香港电讯管理局还制订了《非应邀电子讯息规例》,补充条例所载发送商业电子讯息的规则。
讯息发送商应该:一,在讯息内提供准确的发送人数据;二,以清楚显明的方式提供有效的取消接收选项和取消接收选项陈述;三,尊重收讯人的取消接收要求。不应该向列于拒收讯息登记册的任何电话、传真号码发送讯息,除非取得有关电话、传真号码登记使用者的同意;使用具有误导性的电邮讯息标题;当由传真、电话号码发送讯息时,隐藏来电线路识别资料。
此外,规章制度对讯息发送商违反规定的行为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说明。比如,犯事者经第一次定罪,最高可处第6级罚款(现为10万港元)。犯事者经第二次或其后定罪,最高可处罚款50万港元。如属持续的罪行,则可就罪行持续期间的每一日,另处每日罚款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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