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前上海有了垃圾桶

　　人活在世，垃圾是免不了和少不掉的。城市生活的垃圾，主要来自居民的生活垃圾、商家的营业垃圾以及建筑垃圾。早年的上海城里人，深受垃圾之困。

　　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艾林播伯爵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到上海，他日记里的老城厢街道“非常脏，在此地的炎夏里散发出恶臭。”两年后，来沪任领事的伯爵同胞拉度维茨说：“穿过上海中国城的街巷，不得不忍受肮脏和令人作呕的气味。街道称作是排水沟更合适”。

　　他们虽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估计十有八九是与乱倒垃圾有关。看来，那时租界的环境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也就没垃圾桶的横空出世。

　　在租界那些来自欧洲的管理者眼里，城市卫生是欧洲文明定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在没有垃圾桶的日子里，垃圾先由居民、清洁工用篮子和小车从弄堂运出，集中堆放路边，等待统一装运。

　　公共租界规定垃圾在马路边停留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法租界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出台的《路政条例》规定：在夏季，垃圾清除工作在上午8点前完成，冬季则在10点前；严禁在指定地点以外倾倒垃圾。而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工部局做出的规定是居民在每天上午9点前须把完成，过时再倒将被罚。

　　除了有垃圾集中的时间规定，对运走垃圾也有相应制度。在19世纪70年代，公共租界每天两次清除道路旁垃圾。到80年代，对主要道路垃圾清除的频率增加到每天三到四次；毕竟居住和进出城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虽然有了这些规定，但待处理的垃圾暴露在外总是个污染。其实，早在垃圾桶诞生的十年前，工部局就有这样打算：把堆积路旁等待清理的垃圾放入一个固定容器。由于考虑到费用高和改变人们习惯难而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刀架在脖子上。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的街头有了垃圾桶；它首次亮相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一个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随之跟上者，为法租界和华界。

　　用三合土做成的一只只垃圾桶，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换成铁桶。不但材质改变，分量变轻，而且从固定变可移动。没想到，半个世纪后，上海出现三合土的兄弟——陶瓷垃圾桶。

　　工部局相关规定与垃圾桶同时问世：所有垃圾不准堆倒路上或阴沟里，必须放进垃圾桶。到1906年，该规定在全租界正式实行。为尽快推广落实，工部局还以成本价出售垃圾桶。

　　1911年，租界出现比垃圾桶容量更大的垃圾箱，由砖与水泥砌成。我住的茂名南路163弄的弄堂口，就有这样一个长方形垃圾箱；这当然不是法租界留下的。在有的弄堂，垃圾箱位置在弄堂底；有的大弄堂有几个垃圾箱，有的则是几条弄堂合用一个。

　　垃圾箱一面靠墙，朝上一面是斜的，当中是个有拉手的方铁盖，打开倒垃圾，完后盖上。后来这盖是只开不关，一怕麻烦，二是开关怕脏了手。正面中间有个铁门，供出垃圾所用。它的消失，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

　　垃圾进桶入箱，只不过是到了中转站。在百年之前的上海，对其中垃圾，在冬季多是逐日清除，在夏季每日清除。就在垃圾桶站立街头的第二年，工部局规定了桶内垃圾存放的时间在夏季每天不过上午6点，冬季不过7点。

　　租界转运垃圾是用马车。“垃圾车上置大木柜，跟随夫役数人，每日两次扫除街道。”（葛元煦《沪游杂记》）。有邗上六勿山房主人的竹枝词写道：“半车瓦砾半车灰，装罢南头又北来。此例最佳诚可法，平平王道净尘埃。”

　　据公共租界统计：1871年（清同治十年），每天清运垃圾平均40多吨，需动用约100人、6辆马车以及一些小车。到1877年（清光绪三年），全年清运垃圾达19740马车。

　　当年，在没固定垃圾桶和垃圾箱的地方，则用流动垃圾车。这发明属法租界，时间在1916年。居民一听到垃圾车铃响就纷纷出门，把垃圾倒入车内，而不能把垃圾像先前那样直接倒在外面。

　　直到1946年，上海仍有这一生活场景。《上海市垃圾倾倒办法》和《实施〈上海市垃圾倾倒办法〉告市民书》里规定：东起外滩，西到华山路，南自徐家汇，北达中山路，在该范围城区里实行摇铃倒垃圾。每天一次，时间是早上5点。

　　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客居杭州。听到有人摇铃，边摇边喊“倒垃圾吆——”那就是来收垃圾了。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是环卫工人，而是拉着板车的郊区农民；他们既收垃圾又收泔脚，回去既肥田又肥猪。收垃圾的各有范围，互不侵犯，越界无效。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上海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等，入选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和《中国新闻年鉴》。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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