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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4展开全部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确定，建成后将对大连市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健康影响。
59元/吨的处理费焚烧1500吨/天的垃圾，距离体育场/泉水，泡崖居住区不到10公里，在大连市拉树房，正北方，冬天空气中的二恶英含量真不敢想象。
垃圾的压缩和焚烧企业都是非政府投资，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怎么能保证项目的公益性呢？
看看由500强垃圾巨头威立雅投资的李坑焚烧厂，所谓最先进，温度最高的工艺，是怎么达标排放的，再想想我们这些“更灵活”的国内运营商，一会有启示！！！
在各种致癌物质的协同作用和与时间相关的累积效应之下，可以预测：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和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还会不断上升，平均死亡年龄还会不断下降（因为再年轻、免疫力再强，总也扛不住日积月累、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持续侵袭）。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的东侧，投资7.25亿元，日处理垃圾520吨的锅炉有两个，总共1040吨。
该厂被广州市政府称为“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不过事实上，该厂的烟囱、烟气净化系统与余热锅炉均是从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公司采购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与该公司有技术合作与利益关系。
李坑项目由时任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局长的吕志毅一手推动，于2005年7月6日试运营。在今年11月22日广州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称“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唯一出路”的吕志毅从2003年至2009年10月担任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局长、党委书记，此后升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其弟吕志平在已被授予广州范围内垃圾处理垄断专营权的广州市属国企广日集团任职，历任广日集团多个高级管理职位，现为广日集团物流公司总经理。其子吕延斌大学刚毕业，即在广日集团与立信企业的合资公司广州环投公司任职，现为广州环投公司采购部经理。
根据我们的考察，李坑项目对永兴村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困扰之一是臭气，白天我们在距离项目一公里多的永兴村委都可以闻到臭气，村民说：“白天时冒出的是白烟，不算太臭。晚上它经常冒黑烟，很臭，常在半夜被熏醒。”另一个采用了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公司焚烧技术设备的深圳平湖垃圾焚烧项目周围也是污染严重、臭气熏天，附近居民是苦不堪言。
值得一提的是，李坑项目运营方威立雅早已深谙“涂脂抹粉”的艺术，装点与打点的手法炉火纯青。一有领导来参观或视察，他们就预先停几天，让周边空气的臭味散去，使领导享受迥异于村民待遇的“领导待遇”。一有检测，他们就会“精选出最优质的垃圾，让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采用最严格的操作流程，使用最好的活性炭之类的过滤材料”，检测结果自然“达标”。
我们得到了主要由永兴村委提供的三份癌症患者名单，这三份名单目前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这些癌症病例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病历，或者有尚活着的癌症病人直接作证。名单一为建厂前（1993-2005）永兴患癌死亡名单（9例）；名单二为建厂后永兴已死亡的癌症患者名单（42例）；名单三为建厂后永兴尚存活的癌症患者名单（24例）。名单中的大部分来自查阅永兴村委留底的村民死亡证明，小部分由一些社（全称“经济合作社”，永兴村的下属单位，相当于村民小组）的村民和干部提供，但仍为不完全统计，也不包括非永兴户籍的常住人口。例如13社的周标强是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员工，得了鼻咽癌，尚存活，暂时未纳入名单三（市容环卫局员工吴伟成曾在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作过，现得了白血病）。
我们首先做了建厂前与建厂后的对比分析。发现：建厂后李坑癌症发病率相对于建厂前剧增；建厂后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相对于建厂前剧增。
我们又做了时间变量和距离变量分析。在时间上发现：建厂后癌症发生率随时间推移增长很快；建厂后呼吸系统癌症发生率随时间推移剧增。在距离上发现：距离垃圾焚烧发电厂越近，癌症发生率就越高因而增幅也就越大；距离垃圾焚烧发电厂越近，呼吸系统癌症发生率就越高因而增幅也就越大。
从建厂前后、时间和距离这三个变量分析构成的严密一致的逻辑链条来看，永兴村癌症及呼吸系统癌症高发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高度相关性得以确认。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在相关性基础上确立因果性。李坑村民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高发的原因是：由于垃圾焚烧厂排放的烟道气含二恶英、呋喃等有机污染物，铅、汞、镉等重金属以及粉尘（尤其直径小于2.5微米的粉尘吸入之后就呼不出来），这种富含各种致癌物质的烟道气被附近居民日夜呼吸，在体内日积月累。
此外，垃圾焚烧发电厂还会排放出有毒的渗滤液，也含有各种致癌物质，对人体有害。我们发现，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并没有铺设专门的市政管道，其排放的污水直接流入厂外的沟渠并最终流入珠江，污染供数十万人饮水的江村水厂的取水口。有一部分污水被外地来的菜农截留下来给蔬菜灌溉（最近的菜地与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仅一墙之隔），这些蔬菜进入广州的蔬菜批发市场并最终上了一部分广州市民的餐桌。
在各种致癌物质的协同作用和与时间相关的累积效应之下，可以预测：附近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和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还会不断上升，平均死亡年龄还会不断下降（因为再年轻、免疫力再强，总也扛不住日积月累、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持续侵袭）。
虽然上述分析是建立在不完全统计基础上的，但建厂前后、时间和距离这三个变量分析构成的逻辑链条的严密一致性证明了上述分析的真实性，当然其精确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有赖于中立的媒体和专业人士未来做出的完全统计。
其一，建厂之前（1993-2005），永兴村确认有9例患癌死亡病例，其中仅有2例为呼吸系统癌症（肺癌、鼻咽癌），占全部癌症病例的22.2%。
建厂之后，永兴村确认已死亡的癌症患者有42例，其中34例为呼吸系统癌症；确认尚存活的癌症患者有24例，其中13例为呼吸系统癌症。建厂之后永兴村确认的66例癌症患者中，
47例为呼吸系统癌症，占全部癌症病例的71.21%，即超过七成的癌症病例均为呼吸系统癌症。
其二，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于2005年7月6日试运营。建厂之前（1993-2005年试运营之前），12.5年间确认有9例癌症患者（其中2例呼吸系统癌症），癌症平均年发病0.72例，其中呼吸系统癌症平均年发病0.16例。
建厂之后（2005年试运营之后-2009年10月），4又1/3年间确认有66例癌症患者，平均癌症年发病15.23例，其中呼吸系统癌症年发病10.85例。
假定永兴户籍居民人数不变（实际上由于计划生育以及“有钱的人搬走了，没钱的人只好在这里等死，我们都是活死人”，户籍人口应该是减少的，所以算出来的癌症发病率会比实际低），则建厂后李坑癌症发病率是建厂前的21.15倍（66与4又1/3
注：此外，由于建厂前后名单为不完全统计，建厂后癌症及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相对于建厂前的实际倍数与上述理论计算会不一样，但有一点定性上不会变，即建厂后永兴村癌症及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相对于建厂前剧增。
全村在建厂后2006-2007的癌症死亡患者为18例，2008-2009.10为24例，后者比前者增33.33%，且现在还有尚存活的癌症患者24例，说明建厂后癌症发生率随时间推移增长很快。
全村在建厂后2006-2007的呼吸系统癌症死亡患者为12例，2008-2009.10为22例，后者比前者增83.33%，且现在还有尚存活的呼吸系统癌症患者13例，说明建厂后呼吸系统癌症发生率随时间推移剧增。
时间距离变量分析结果反映了一点：根据烟气扩散的高斯模型，在有效烟囱高度、风速向量等其他参数相同、并把距离变量的影响也熨平的情况下，一个群体面临的含各种致癌物的（平均）烟气浓度也就固定了。这个群体吸入的烟气总量是（平均）烟气浓度常数与时间的积，这个函数与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的时间函数是高度相应的，烟气总量（自变量）与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因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和因果性。
距离最近的8-14社在建厂后2006-2007的癌症死亡患者为10例，2008-2009.10为17例，增幅为70%；距离较远的其他社建厂后2006-2007的癌症死亡患者为8例，2008-2009.10为7例，增幅为-12.5%，说明距离越近，癌症发生率就越高因而增幅也就越大。
距离最近的8-14社建厂后2006-2007的呼吸系统癌症死亡患者为8例，2008-2009.10为17例，增幅为112.5%；距离较远的其他社建厂后2006-2007的癌症死亡患者为4例，2008-2009.10为5例，增幅为25%，前者的增幅是后者的4.5倍，说明距离越近，呼吸系统癌症发生率就越高因而增幅也就越大。
距离变量分析结果反映了一点：根据烟气扩散的高斯模型，在模型达到稳定状态即烟气浓度不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下，在有效烟囱高度、风速向量等参数相同的条件下，与垃圾项目的距离越近，含各种致癌物的烟气浓度也就越高。烟气浓度的距离函数同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的距离函数是高度相应的，烟气浓度（自变量）与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因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和因果性。
（对照组一：广州市白云区）2000-2002年白云区肺癌死亡率为29.36
人/10万人。（《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的全球污染与健康风险》，广州医学院，雷毅雄）
（对照组二：广州市）2000-2002年广州市肺癌发病率为51.8人/10万人，肺癌死亡率为45.4人/10万人。（《广州市2000-2002年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分析》，《中国肿瘤》2008年，曹卡加等）
（实验组一：永兴村）建厂前12.5年间永兴村肺癌患者有1例。建厂后已死亡的肺癌患者有28例，尚存活的肺癌患者有8例。永兴村有7000人。
以李坑户籍人口为分母，建厂后永兴村肺癌发病率为118.68人/10万人，肺癌死亡率为92.31人/10万人。
这是以李坑户籍人口为分母的，实际上，李坑有不少于1/3的户籍人口常年不在村里居住。因此以李坑户籍常住人口为分母，那建厂后永兴村实际肺癌发病率为178.22人/10万人（为118.68人/10万人的1.5倍），实际肺癌死亡率为138.46人/10万人（为92.31人/10万人的1.5倍）。
当然，这两组数字都是低估的，第一因为肺癌患者为不完全统计使得分子比实际低，第二因为计划生育和部分村民迁走使得分母比实际高。
（实验组二：14社）14社的癌症和呼吸系统癌症：14社离垃圾焚烧项目不超过800米，有300人，但已在2006-2009年间有10人死于癌症，其中肝癌2例，鼻咽癌1例，肺癌7例（尚存活的癌症患者中有1例肺癌患者）。
以14社户籍人口为分母，建厂后14社肺癌发病率为615.38人/10万人，肺癌死亡率为538.46人/10万人（为对照组一白云区的18.34倍）。
而以14社户籍常住人口为分母，那建厂后14社实际肺癌发病率为923.08人/10万人（为615.38人/10万人的1.5倍），实际肺癌死亡率为807.69人/10万人（为538.46人/10万人的1.5倍，为对照组一白云区的27.51倍）。
当然，这两组数字与永兴村一样，也都是低估的，理由仍为与永兴村同样的两点。
要使上述计算更精确，需要癌症名单的完全统计、永兴村户籍人口及户籍常住人口历年变化的数据、除垃圾焚烧发电厂外与永兴村其他条件尽可能相同的对照组。
目前已经运行投产，经过国家环保验收。3炉2机，至于楼下说的垃圾怎么充分处理，我觉得您最好实地考察一下。运行时燃烧情况很好，都是保持在850°C以上，达不到烧油。充分分解了二恶英成分，加入了各种处理的辅助措施，排烟情况经过烟气净化处理，得到排放标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二恶英完全是0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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