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两会”特辑：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全国试点推行，在一些城市也已经全面开展。上海、浙江、湖南、江苏等地的垃圾分类已经取得初步效果，相关经验值得总结推广。按照部署，到2022年和2025年，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要实现阶段性目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有必要针对现实中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加以解决。笔者结合最近到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调研体会，对垃圾分类和科学处置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在规划方面，要将垃圾分类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格局中予以统筹考虑，将一般工业垃圾的处置和生活垃圾的处置统筹考虑，考虑垃圾分类后干垃圾和有害物质的去处。为此，应当统筹加强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危险废物处置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浙江绍兴，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处理能力符合未来的发展预期，垃圾分类工作和固废处置工作衔接得很好，不仅城市干净整洁，而且投资企业进园区、进社区，不必担心会有环境违法违规的现象。也就是说，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吸引地方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针对垃圾投放、清扫、运输、处置等环节，加强信息共享、经济激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在农村面积大的城市，农村和城镇垃圾分类应当分开管理，如市区和区县城区的垃圾分类由城管委负责，农村的垃圾分类由农村和农业部门推动。浙江的一些城市曾经让城管部门负责农村垃圾分类，后来因为工作没有抓手，最后还是改回由农村和农业部门负责。对于农村垃圾分类，可以建立“门前三包”、垃圾分类按户考评、垃圾处理收费、特殊困难户收费减免等制度。有了制度的保障，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才能走得规范、走得更远。

　　在部门协同方面，可以借鉴江苏苏州、上海和浙江绍兴的经验，建立市级、区县级、乡镇级甚至社区级的部门或者机构协同机制，建立权力清单，让各级各部门和社区机构层层抓落实，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实。如在绍兴，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由签约的专业处置公司全部负责；而家庭的厨余垃圾，则由环卫部门在垃圾分类系统收集后统一运输至专业公司予以处置。在社区，可以借鉴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经验，实行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农村党支部负责制，发挥党组织的保障作用。

　　在区域考核工作方面，可以借鉴上海、湖南宁乡、苏州和绍兴的经验，建立针对各区域的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指标，实施区域考核制度和财政转移奖罚机制。对于工作落后的区县、乡镇和社区，既追究相关党政负责人的责任，也要按照惩罚规则扣减此区域的财政转移资金。对于考核落后的社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借鉴浙江部分地区的经验，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以提高其认识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样做可以层层传导压力。

　　首先，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垃圾分类文明的转型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有组织优势、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这一转型的进程可能加快，但是各地不能寄希望于在一两年内就实现公众行为的根本转变，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基于此，要制定中长期的行动计划。

　　其次，要讲究适当的推进方法。在推行垃圾分类的早期，通过立法的强制、社区的指导和政府的宣传来综合推动，能够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社区指导员不可能长期深入到每个社区去实地指导和监督，因此垃圾分类工作还是应当慢慢来，稳扎稳打，先易后难。在垃圾分类的指导方法方面，可以采取挂图宣传、视频宣传、APP指导、现场实操演练等相结合的方式，讲究知识性和趣味性，也要考虑不会用智能手机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的特殊需求。

　　最后，要方便人民群众。如强行规定只能在早晨或傍晚丢垃圾，这对于在特殊时间工作或者出差的人群是不方便的。因此，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一个社区增加一个24小时都可以投放垃圾的设施。

　　我国一些学者在对日本、英国伦敦等地撤除街头垃圾桶的现象进行解读时，可能没有结合时代背景，造成了对公众的误导。如有的学者单纯认为，这些城市撤除街头垃圾桶是因为市民的文明素养高。其实，这种解读不全面，撤除垃圾桶还有当时安全保障的考量。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很多城市撤除垃圾桶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奥姆真理教人员往垃圾桶投掷爆炸物品。伦敦也有类似的防恐考量。在美国很多城市，街头垃圾桶很多，但是垃圾桶都是金属网状镂空的，里面套一个可以提走的塑料袋，防恐也是目的之一。

　　一些城市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花高价钱配备了一些指纹识别、刷脸识别等智能化垃圾分类桶，这是与垃圾分类的初衷相违背的。垃圾分类是经济社会转型期不得不完成的文明转型，这种转型既是资源节约和环境污染防治的需要，也是培养人们绿色生活方式的需要。也就是说，垃圾分类的目的是要培养人们养成自觉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生活方式，不是搞面子工程，应当用朴素的方式推进垃圾分类。

　　此外，因为垃圾的低值化，除了废品回收利用外，垃圾分类的市场化基本上是亏本的，不得不依靠财政的大幅补贴予以维持。而高价钱购买设备，肯定与垃圾分类的经济规律相违背。因此，对于豪华推进垃圾分类的现象应当保持警惕。

　　在不同垃圾的协同处置方面，内蒙古包头、湖南长沙、绍兴的一些经验可供借鉴。如在包头，垃圾焚烧发电厂区内还建有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经过热处理后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用来发电，剩下的固体残渣用于养殖黑水虻。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排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污水处理系统。黑水虻用于养殖业或者化妆品业。

　　绍兴则更进一步，还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厂区内，将餐饮行业的餐厨垃圾和垃圾分类所得的居民家庭厨余垃圾进行协同处置。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后，固态物质进入厨余垃圾系统进行厌氧发酵，液态物质分离成毛油和水。毛油销售给工业企业做原料，效益不菲。垃圾的协同处置可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各地应当大力建设垃圾协同处置的设施。

　　园林绿化垃圾在南方城市的产生量越来越多，可以借鉴长沙、苏州和绍兴的经验，采取粉碎后还田、还绿地的措施，或采取碳化的措施。因为含盐分，餐厨垃圾堆肥的方式花农等并不欢迎，但是对于粉碎后的园林绿化垃圾，他们还是很喜欢的。在绍兴，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很多铺放到竹林中，用于竹笋生长，绍兴目前还正在上马一家园林绿化垃圾的碳化工厂。

　　对于城市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大量建筑垃圾，很多城市建立了粉碎后回收利用的制度。如一些城市要求每个区县腾出一定的地方用于堆放和粉碎建筑垃圾，然后将建筑垃圾予以资源化，用于制砖或者铺设道路。

　　对于大件家具的回收处理，一些地方目前缺乏应对措施。可以借鉴上海等地的经验，将大件家具运送至集中拆解场所，予以拆解。对拆解产生的木材进行粉碎化处理，之后送至碳化厂碳化处置或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填埋和焚烧之所以产生邻避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垃圾收纳地缺乏利益保护。为此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出台了征收跨区域垃圾处理生态补偿费制度，对于将垃圾运送到本市其他区县或者乡镇的，既缴纳垃圾处理费，也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垃圾处理地缴纳生态补偿费。这个费用主要用于对垃圾处理地失地农民的生计补助，用于垃圾处理地环境的修复和土地权益补偿。建议对这项制度予以法制化，以减少邻避效应的发生。

　　此外，建议不要轻易采用罚款或信用制裁等机制。罚款和信用管理机制很管用，但是一些地方在对这两种手段的必要性、与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性和法律后果评估不足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这两种措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效果。垃圾分类需要争取社会各界最广泛的支持，而不是受到最广泛的抵制，因此建议谨慎罚款，更要谨慎采取信用制裁措施。对于不听劝阻恶意乱扔垃圾、多次大量乱扔垃圾等少数行为，可以处以罚款，但要以提醒和教育为主，避免招致社会的反感。

　　如火如荼的垃圾分类推行即将迎来法律护航。6月25日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提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这是生活垃圾分类首次被纳入国家立法当中。

　　《草案》对“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进行了专章规定。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作《草案》说明时表示，这次修订工作，将健全城乡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挚萍指出，固废法是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固废处理最高级别的专门法律，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写入其中，为制度推行提供了上位法依据。不过，她同时表示，当前，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运输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普通公民的分类意识也不到位，这项制度必须由各级人大、政府承担起责任，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介绍称，从2000年开始，我国就在试点城市推动垃圾分类，该《草案》是首次以法律形式将垃圾分类制度固定下来。不过，此前由于很多城市硬件设施方面差距大，且过去对垃圾分类的推动力度也不大，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一些城市的“试水”，使得部分人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推进垃圾分类的步伐明显加快。201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项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7年初印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则明确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今年7月1日起，上海市将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于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个人可处以50-200元的罚款；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

　　刘建国指出，经过两年多的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已经进入新阶段，相对发达的城市具备了基本的垃圾分类处理的硬件设施的条件，在能力和结构设施上基本可以推动垃圾分类的处理。

　　“垃圾分类链条包括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在内的各个环节，有不同的责任主体，希望法律能对这些主体准确界定和划分责任。这里的责任，既包括居民、企业的责任，也包括政府的责任。”刘建国说。

　　《草案》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分类方式，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

　　对于政府在垃圾分类中承担的职责，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刘华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主导作用，明确牵头和责任部门，并制定具有可量化指标的工作方案，明确奖罚机制，强化监督考核。此外，在深入研究分类回收行业链条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分类、清运、回收、处理、再生体系。通过“互联网+”等新兴模式和技术手段，简化垃圾分类环节，降低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难度。

　　对于垃圾分类政策接下来的动向，专家建议，要继续推进配套政策落地。同时，对回收再利用等相关产业通过经济杠杆、政策倾斜予以扶持。另外，还应在政策制定时将垃圾减量作为根本目标，回归到垃圾分类工作的本质，不要单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要推动垃圾减量和资源高效利用。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既是垃圾分类的参与者，也可能成为垃圾分类的助推者。《草案》提出，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快递外卖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和回收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邮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对于电器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者，《草案》提出，鼓励生产者开展生态设计，建立回收体系，促进资源回收利用。电器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以自建或者委托方式建立与产品销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

　　“实际上，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存在经济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于大量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可回收资源，后端再利用产业不能有效运转，也不能带动前端的分类回收。”刘华说。

　　随着垃圾分类立法进程不断加速，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热度空前，同时拉动前端制造、中端收运、后端处置等固废产业链，多板块受益。同日，垃圾分类板块直线%，恒大高新、农尚环境、久吾高科、金智科技多股涨停。

　　中金公司测算，2025年底前所有地级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体系，将增加1300亿元的湿垃圾处置设施和260亿元餐厨、渗滤液处置设备，与之配套的湿垃圾运输车需求则会新增80亿元。东吴证券预测，按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56%估算，全国推广后有望新增约3800亿元的投资市场空间。

　　以末端的垃圾焚烧领域为例，光大证券分析师认为，垃圾分类非常有利于垃圾焚烧类企业，有助于项目的效能提升。

　　据介绍，目前所焚烧的生活垃圾中混合大量湿垃圾，会在垃圾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渗透液，降低垃圾焚烧的热值。垃圾分类后焚烧，可以提高热值幅度为30%-40%；按照0.4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计算，在厨余垃圾全部分离后，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量约为15-20元/吨。

　　也就意味着中国天楹、绿色动力等以垃圾焚烧为重要业务的公司效能将持续提升，业绩也将伴随着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而进一步提高。

　　此外，针对C端的垃圾代扔服务也应运而生。6月20日，支付宝上线日下午，饿了么正式上线了“代扔垃圾服务”，每单12块钱，不超过3公里。不过，客户还是需要自行对垃圾进行分类。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主席习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之所以垃圾分类会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如此关切，正是因为垃圾分类与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才需要贯彻“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的要求。实际上，这也正契合近年来国家决策层与相关主管机关自上而下、始终贯彻和坚持的垃圾分类工作政策导向，在社会舆论看来，国家领导人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堪称为垃圾分类工作添加了强劲“助推剂”。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当然，对于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建立而言，“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基本建成只能算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围绕垃圾分类铺开的政策体系正是基于多年以来的不断铺垫才逐渐形成的。早在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就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历经十余年的政策推广和试点，垃圾分类已经从鲜为人知到家喻户晓，但即便如此，垃圾分类也大多停留于概念层面，难有实质性推进。

　　2017年3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显然，这已经算是吹响了垃圾分类切实推进的冲锋号。《方案》指出，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2018年6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城、围村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过程中普遍认为，很多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甚至形同虚设，要加大宣传力度、制定奖励政策、实行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等，让生活垃圾分类真正取得实效。

　　实际上，垃圾分类的实质性工作推进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2018年6月29日，住建部在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时更是强调，将尽快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草案，并计划将垃圾分类覆盖面由46个重点城市扩容到全部294个地级市。

　　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指出，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46个重点城市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切实把垃圾分类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一直以来，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因如此，我国垃圾分类的目标制定也无法绕开二者的统一实施。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就明确提出，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显然，这与此次总书记对“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的要求相一致。正因如此，我国除围绕垃圾分类大力推进政策密集布局外，更需要朝着源头分类的精细化、运输的合理化及处理的科技化目标不断推进市场化和产业化突围，同时，社会各界还需要拿出更多耐心培育一代人的垃圾分类习惯。

　　综观近年来垃圾分类相关政策部署，再到此次总书记重要指示，无不对培养良好的习惯重点着墨，足可见对于垃圾分类而言，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环境经济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宇军此前在针对垃圾分类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制定垃圾分类政策应与百姓生活行为习惯相一致，否则，就会导致政策无法实施。

　　在李宇军看来，垃圾资源化利用正契合我国居民的日常习惯。“我们的调研显示，超九成的居民都会在扔垃圾之前将报纸、纸板、易拉罐、塑料瓶等可回收资源分开收集用做卖废品。”李宇军认为，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居民历史形成的“收废品”观念可以很好地解决资源再利用的问题。

　　实际上，包括政府决策层、学界和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垃圾分类应该更多从市场化着眼寻求解决之道，在垃圾的产生、分类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涉及的不只是生产厂商、消费者、环卫部门，还需要包括物流等多个市场主体的参与，共同将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打造成统一的产业链。如此一来，才能让大力推动养成的垃圾分类习惯和努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按下快进键，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相关方案，2020年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近日，上海、宁波等多地紧锣密鼓立法推进。专家表示，以垃圾分类引领的“绿色革命”转型已在路上，但仍存在收运设施不足等多个短板。应在全面推开垃圾收费基础上加快价费机制改革，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借助经济激励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减量目标的实现。

　　在顶层设计以及地方实践的推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大提速。从今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早在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就明确了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总目标：到2020年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2017年12月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并排出时间表。此后，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上海、厦门、深圳、杭州、宁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将于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2019年，上海市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全覆盖，力争70%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达标创建。2月16日，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宁波也成为国内较早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

　　2月21日，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召开，确定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不仅关乎环境改善和资源化利用等生态文明建设，也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等软文化能力息息相关。近年来，顶层设计不断推进，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力度非常大。”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垃圾分类治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难点，覆盖范围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备、收费机制不成熟。

　　薛涛告诉记者，事实上，垃圾分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相关试点，但在实践中，慢慢沦为形式主义。典型的是，不少地方增加了“两个垃圾桶”，一个一般垃圾桶，一个可回收垃圾桶。但投放的时候，基本没有区别，在转运时又归置在一起，没有起到应有效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日前指出，当前，在推进垃圾分类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些城市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全国总体上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限，推进力度还需加大；此外，设施短板依然存在，目前只有少数沿海发达城市的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比较完备。

　　薛涛认为，中国的居住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垃圾分类治理。调研中发现，国外多以相对独立的居住房屋为主，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费可以更好地结合起来。日本不管是独立房屋还是公寓楼垃圾分类普遍做得较好。我国多采用楼房、公寓的集中居住模式，执法监管难度大，居民参与度也不高。垃圾分类必须要和民众的参与同步。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与国外相比，我们还缺乏完善、细致的公共制度设计，一方面没有规定居民垃圾分类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也不够明晰。差别化垃圾收费机制也有待完善。

　　E20环境平台固废研究中心负责人、首席行业顾问潘功也对记者表示，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与垃圾收费制度的成功推广存在密切关系，在完善的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推动下，很多国家的垃圾分类收集已发展为成熟的全民行为。“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在于通过垃圾收费培养市民污染者付费意识，借助经济手段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目标的实现。”

　　潘功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300多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各地也陆续颁布了一些与垃圾收费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例如《海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等。但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定垃圾处理收费的法律法规，收费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

　　不少专家还表示，源头减量是当前推进全过程垃圾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另外，垃圾分类产业链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产业链不能盈利，市场机制就建不起来；市场机制建立不起来，企业也没有参与积极性。

　　业内认为，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再利用各个层面，涉及地方住建、城管、市容、环保、交通、国土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只有所有环节统一管理、协同配合、有效联动，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垃圾分类处理管理链，真正实现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建议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两网融合”；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分摊生活垃圾处理全成本；制定完善的政策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收费工作的全面开展。

　　薛涛指出，垃圾分类需要大量投入，比如，单独收运的设施、处理湿垃圾的工厂等，这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决心也是一大考验。他指出，应在垃圾分类基础上，加快推进垃圾收费。一方面，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分类较好的单位和家庭少交费，实现“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效应。

　　“目前，从收缴情况看，环卫部门上门征收的收缴率很低，绝大部分城市的收缴低于五成，乌鲁木齐的收缴情况不足三成，北京市的收缴率未超过五成，广州收缴率较高，但也未超过70%。加上垃圾处理费用标准较低，即使按现行的征收标准足额征收，所收缴的垃圾处理费也仅能补偿垃圾处理运营成本的40%左右，价费机制改革迫在眉睫。”潘功建议，

　　“要用好经济手段。这不意味着单纯使用简单的补贴或者收费机制，要将垃圾分类的成本与收益嵌入到整个社会生产与运行之中。比如，‘生产’垃圾者要从每个环节开始分摊成本，而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者则更多从全链条上分享利润。”盘和林说。

　　上海市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要向国际水平看齐，率先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为全国作出表率”的重要指示精神，采取党建引领、制度保障、设施跟上、全区覆盖等方法，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截至2018年年底，上海已实现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长宁、崇明等6个区整区域覆盖。2019年初，《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市十五届二次人代会高票通过，为垃圾分类全程体系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坚持以构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为基础，着力完善技术、政策、社会3个系统，目前已基本形成“党建引领、规划先行、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新格局。

　　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仅仅靠环卫管理部门单打独斗难成气候，理顺管理体制、明确部门责任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在“条”“线”上，需要包括发展改革、房屋管理、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在“块”上，需要市、区、街镇3级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对此，上海市按照“市级统筹、区级组织、街镇落实”的思路，建立健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体系。

　　一方面，加强部门统筹协调。2012年4月，上海市建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作为第一召集人，19个市相关部门和17个区政府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落实分工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加强考核评价。如今上海市相关成员单位已增至30个。

　　另一方面，抓好属地主体责任落实。属地街镇在垃圾分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上海市自2018年开始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街镇创建工作。2019年，进一步推进示范区创建，同时深化达标（示范）街镇评比机制，对全市200余个街道（乡、镇、工业区）居住小区达标率进行排名，排名结果每半年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布，并报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一步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整区域推进，加快实现全覆盖。

　　构建从源头到末端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确保垃圾分类真实有效。上海市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部署，全力推进全程体系建设。分类投放环节，落实公共场所、居住区分类容器和垃圾箱房改造；分类收集环节，实现分类驳运模式和驳运工具的规范化；分类运输环节，配置分类收运装备，改造分类中转设施；分类处置环节，提高湿垃圾资源化能力，提升干垃圾无害化处置水平。

　　截至2019年4月，全市已完成居住区分类投放点改造约1.03万个，更新完善全市道路废物箱标识4万余只；配置及涂装湿垃圾专用收集车辆799辆、干垃圾车3049辆、有害垃圾车31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24辆，全面完成41座中转站分类改造，市集运码头配置50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建成生活垃圾处置设施18座，其中焚烧厂9座（13300吨/日）、填埋场5座（15350吨/日）、大型湿垃圾处理设施4座（1030吨/日），另有中小型就地就近湿垃圾处理能力3863吨/日。

　　其中，针对末端设施落地难，“邻避效应”突出的问题，上海市主要从两方面着手，推动项目落地。一是建立全市环卫设施建设推进协调机制，重点环卫设施建设目标纳入各区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二是聚焦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策略、落实应急预案，做到“群众有所呼、我即有所应、回应应有效”。

　　同时，上海市优化垃圾分类项目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期限，“早开工、早运营、多得益”。自2018年全面启动环卫设施建设推进工作以来，截至2019年4月底，16个重点项目中已有11个实现开工目标，其中湿垃圾项目6个、焚烧或填埋项目5个。

　　上海市垃圾分类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源头减量。《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源头减量专门设定了章节，明确了相关责任主体源头减量的法定义务，跨越生产、流通、消费（办公）、回收、处置（利用）等5个领域，提出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办公、包装物减量、资源化利用等要求。

　　但进行实际操作时，居民的参与度和分类的准确度仍与其认知水平有一定落差。如何将居民的分类意愿有效转换为实际分类投放行为，从想要分，到能够分、分得好，上海市主要在3个方面下功夫。

　　在展开模式上，推进居住区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现居民主动参与。上海市于2017年下半年在部分小区开展试点，考虑市民的接受程度和社会发展基础，制定了逐步实施计划和《上海市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工作导则》，避免发生部分居住区在实施中出现“一刀切”、激化社区矛盾的现象。实践证明，“定时定点”的即时反馈机制，能够切实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居民区垃圾分类实效。

　　在组织落实上，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共治力量。上海市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基层尤其是居民区党组织管理工作职责，尤其是在居民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建立居委、物业、业委、居民自治的基层工作推进机制。通过党建联建、党员社区报到等多种形式，让垃圾分类从社区治理难点，成为撬动社区治理的有力支点，其催生的“共情感”，正在不断地转化为社区的“共治力”。

　　在宣传引导上，营造浓厚的社会宣传氛围。通过“入户宣传”、“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全方位、多层面、密集型的宣传动员，切实提升居民的分类感受度、参与度、满意度。同时，上海还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全市文明创建体系，并增加垃圾分类在文明创建考核体系中的权重。

　　垃圾分类涉及环节多，管理链条长，投放、收集、运输、处置过程环环相扣。因此，技术上要不断推陈出新，保障静脉网络的通畅；管理上要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确保工作成效，上海市采用“科技＋管理”模式，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整合社区现有的智能监控装置、运输车辆GPS设备、网格化监控等资源，依托各级管理主体，建立了市、区、街镇3级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中转、处置“五个环节”全程监管体系。

　　在源头分类投放及收集环节，智能型垃圾箱房、“绿色账户＋支付宝”自主积分等技术得到试点应用，设立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推行“定时定点”投放，督促居民正确开展垃圾分类。同时，开放面向公众的监督举报平台，鼓励居民参与对分类管理责任人分类驳运、存储的监督，形成市民与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双向监督的机制。

　　在分类运输及中转环节，强化环卫收运作业的监督管理，杜绝混装混运，建立相应处罚机制。强化中转站对环卫收运作业企业转运进场垃圾进行品质控制，对分类品质不达标的予以拒收，对混装混运严重的实行市场退出。

　　在分类处置环节，推进末端处置企业进场垃圾的品质自动监控、来源全程追溯。研究差别化生活垃圾收费处理制度，建立面向区、街镇级，与垃圾分类质量相挂钩的奖惩得当的垃圾处理费制度。

　　目前，上海提出了“不分类、不清运”的原则，并积极构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平台可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清运处置的实时数据显示、生活垃圾全程追踪溯源、垃圾品质在线项功能。平台运营后，垃圾不分类将“难逃法眼”。

　　习总书记2018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上海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上海市垃圾分类以“建体系、整区域、提能力、重实效”为路径，通过完善的顶层设计、良好的制度保障、完备的标准体系来指导实践，推动形成全市推进、标准完善、能力充分、运行精细、实效彰显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管理体系，最终实现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习总书记亲自过问、亲自部署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杭州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原国家建设部于2000年就将杭州市作为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近年来，杭州市紧扣“提升分类质量、促进源头减量、推进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不断提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初步探索出垃圾分类“杭州模式”。

　　垃圾分类点多面广，覆盖范围大，需要多部门协作，共同推进。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发挥城管部门的垃圾分类“指挥部”作用，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思想、各司其责、步调一致，成为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

　　杭州市于2014 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五废共治”理念，成立杭州市治理固体废弃物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统筹协调固废治理及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覆盖成员单位38个，形成高效畅通协调机制。针对前期存在的上位法缺位、地方性法规缺项、标准规范缺失等问题，杭州出台了全国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配套8部标准规范，结合实际完善了垃圾分类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

　　同时，建立市、区（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责任传导机制，实行垃圾分类管理责任制和层级负责制，建立有人、有钱、有章、有责的“四有”保障机制，并将垃圾分类年度工作任务纳入全市综合考评体系。

　　垃圾量快速增长是杭州市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末端处置能力建设特别是焚烧设施建设的滞后，常带来“垃圾围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挤压空间等一系列威胁。对此，杭州市多管齐下、拓展渠道，破解垃圾减量控量难题。

　　在创新生活垃圾总量控制管理方面，杭州市强化属地政府控量减量责任落实，对纳入总量控制管理的城区，以年度垃圾总量控制目标为基数，实行“增量控制、超量加价”。在推进分流减量方面，为推进低价值物回收利用，市区范围设置了1911个低价值物和1481个废旧衣物回收点，并扩展玻璃、金属制品、纺织品、服装边角料等物品回收利用。同时深化农贸市场生鲜垃圾源头减量，开展垃圾清运控水减量，强化装修垃圾处置监管，推进园林垃圾再生利用，实行有害垃圾专业清运。

　　在强化经济激励方面，按照生活垃圾“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理念，调整完善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计量和收费管理机制。为实现垃圾清运精准实时计量，杭州市实行以街道（乡镇）为区块进行计量，并在完成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垃圾清运车载称重系统。

　　为使垃圾分类从思想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杭州市从“党员带好头、单位作表率、小手拉大手、宣教面对面、执法强支撑”方面营造了日益浓厚的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氛围。

　　杭州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 党员先行”主题宣传月活动，各区（县、市）推行“党建 + 垃圾分类”，将垃圾分类与基层党建工作相结合。率先在入驻市民中心的134家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扩展到市区街镇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

　　按照“小手拉大手、大手带小手、家校联合”的思路，杭州市通过编写垃圾分类教材读本、开设垃圾分类知识辅导课、举办中小学生垃圾分类知识竞赛、讲授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等系列活动，推动中小学生垃圾分类实践教育从“零敲碎打式”转向“整体修习式”，垃圾分类在杭州中小学校蔚然成风。同时，组建垃圾分类宣讲团，广泛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等“十进”宣传，2018年以来累计举办宣讲349场次，培训各类人员41982人次。

　　杭州市以《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准线，建立执法长效机制，推行第一次抄告整改、第二次和第三次警告提示、第四次垃圾拒运的严管措施，提升垃圾分类执法力度和成效。条例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实施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5256 件。

　　杭州市从精细化管理入手，规范设施、创新方法、开展整治，大力提升垃圾分类质量。

　　按照规范、方便、整洁、有序的原则，开展垃圾投放设施专项整治行动，落实“四色”垃圾桶规范摆放。积极探索实践并总结“桶长制”、网格责任区负责制、可追溯机制、小区垃圾分类专管员制度等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强化管理责任落实。

　　从2010年起在国内首推垃圾清洁直运模式，通过“桶车对接”直接将垃圾运输至末端处置场所，不再新建垃圾中转站，并把存量垃圾中转站改造为垃圾分类宣教基地，解决了垃圾中转设施落地建设难问题。统一实行“绿车对绿桶、黄车对黄桶”分类清运，提升运输车辆分类识别度，有效防止垃圾混装混运。

　　杭州市突破资源回收利用难，完善回收政策，创新回收模式。以杭州市委办、市府办名义印发《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的实施意见》，修订发布《杭州市再生资源回收指导目录》，加强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达867个，提升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15.1万平方米，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6%。

　　依托杭州信息经济高地优势，积极探索“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模式，连续两年举办杭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论坛，搭建政、企、社合作平台，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业态发展，推动垃圾清运与资源回收“两张网”的有机融合，成功孵化出一系列再生资源回收龙头骨干企业，资源节约使用效益显著。

　　杭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受到“邻避效应”困扰。对此，杭州市保持战略定力，化被动为主动，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推动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在提前谋划，科学论证的基础上，2019年，根据治废工作新要求，杭州进一步明确能力建设近远期规划项目。在垃圾处置设施规划布局建设中，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由生活垃圾输出城区按照75元/吨的标准缴纳环境改善资金，专项用于垃圾处置设施所在地的环境美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和维护、地区经济发展扶持。

　　杭州市还抽调相关部门精干力量，组建九峰环境能源项目工作专班，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深入细致做好周边群众工作，全程做好信息公开，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2017年6月1日，这一项目投产运行。随后，淳安县垃圾焚烧项目、天子岭厨余项目、天子岭餐厨一期项目等接续建成投运。目前，还在有序推进临江环境能源项目等项目建设，此举将为垃圾分类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坚定不移推进垃圾分类，杭州市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垃圾分类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社会文明、促进资源节约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垃圾增长势头得到遏制，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不断完善。截至目前，杭州市垃圾分类小区达3413个，其中主城区已率先实现全覆盖，全市共创建省级高标准示范小区60个，总数位居全省各市首位。在2018年度浙江省垃圾分类考核评估中，杭州市荣获优秀等次。

　　根据市政府2019年立法工作安排，修订条例工作专班起草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并于近日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11月13日。根据修正案草案送审稿的规定，个人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送审稿主要包括加强生活垃圾总体管理要求、完善源头减量措施、强化分类投放要求、健全分类处理流程、增加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要求、进一步发挥社会共同参与作用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修正案草案送审稿规定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推行无纸化办公，不使用一次性杯具等用品，餐饮经营单位、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和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或者日用品。

　　其中，餐饮服务提供者或者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旅馆经营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的，由文化旅游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快递企业在本市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使用电子运单和环保箱（袋）、环保胶带等环保包装；电子商务企业可运用计价优惠等机制，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包装。同时，规定本市采取措施积极推行净菜上市，大型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物流配送中心按照标准配置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送审稿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并针对未按照分类标准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增设了相应罚则。

　　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相关违法行为还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

　　此外，修正案草案送审稿还规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发现投放人不按分类标准投放垃圾或者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发现分类管理责任人所交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应当要求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行为向城管综合执法部门举报。同时，加大了对垃圾收集、运输单位混装混运的处罚力度，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拟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吊销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经营许可证。

　　修正案草案送审稿提出，由市城管委制定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不同场所有不同的分类垃圾桶设置标准。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或生产经营场所应当设置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四类收集容器；住宅小区和自然村应当至少在一处生活垃圾交投点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四类收集容器，在其他公共区域可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其它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可回收物、其它垃圾两类收集容器，但厨余垃圾产生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应当增设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针对以往最让市民头疼的废旧家具、大件杂物、建筑垃圾等如何投放，修正案草案送审稿也进行了明确。废旧家具、家用电器等体积较大的废弃物品，单独堆放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地点；建筑垃圾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单独堆放；农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灰土单独投放在相应的容器或者分类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地点。

　　输入手机号，选择回收垃圾的类目，机器自动开箱，智能识别并称重……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之一，湖南长沙近年来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可回收垃圾的智能分类处理。其中，不仅有企业的踊跃参与，还有高校科研机构的投入研发，不断拓展“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商业运作空间，为智能垃圾分类打开更广阔的舞台。

　　在长沙岳麓区湘桥佳苑，小区里的2台“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每天都有住户“光顾”。记者看到，“小黄狗”由6个大回收箱体和一块触摸电子屏幕组成，包括金属回收、废弃塑料回收、纺织品回收、易拉罐和塑料瓶回收、纸类回收、玻璃和有害垃圾回收。按照类别提示，将废弃可利用的垃圾分别投入不同的箱子，回收设备就会对投入垃圾进行智能识别和称重，并根据不同垃圾种类的价格计算返现金额。

　　小区居民、83岁的朱怀明从去年起，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和老伴一起将分好类的生活垃圾带下楼，去“喂小黄狗”，并获得相应的“环保金”。“垃圾分类是每家每户的‘分内事’，家家户户齐心协力，小区才干净整洁。”老朱说，“小黄狗”激励居民主动投递可回收垃圾，改变了过去垃圾混合、气味大的情况，使小区环境卫生更上一层楼。

　　智能垃圾分类设备进社区，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切实改善了周边环境。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长沙已投放“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467台，覆盖了52个社区及一些机关单位和学校。平均一天可收集约10吨垃圾，而一台机器能让小区一个月垃圾减量5%-10%。

　　据了解，这些被回收的垃圾在进行二次分解后，通过资源循环再利用获得“新生”。比如，纸质废品被送进造纸厂，纺织品被加工制成布袋、地毯、拖把……中午时分，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位身着工作服的垃圾清运人员娴熟地将回收箱内的废品打包，并更换上新的收纳袋。他们介绍，居民也可以用手机App查询附近回收机的位置和状态，选择定点投放。

　　据《2019年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今年，长沙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实现社区覆盖率100%。同时，逐步建立居民家庭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和区县(市)生活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

　　除了企业外，高校科研团队也正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科技加入到可回收垃圾智能分类处理之中。

　　“互联网+”智能塑料包装瓶回收机项目带头人、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老师陈敬炜向记者展示了团队的科研成果:一个塑料瓶投入回收机中，通过包装瓶识别装置中的光电传感、图形识别、重量传感等“检测”后，被压缩破碎处理，同时瓶子“主人”也可以在手机终端设备上得到相应的现金或积分返还。

　　“团队基于条码、称重、图形和材质识别技术的集成，不仅精准快速，还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少数用户为获得返现出现的‘诈骗行为’。”陈敬炜说，项目的研发部分已经全部完成，还获得了4项国家专利，现在正推动将其产业化。

　　他介绍，现在的中国塑料包装瓶市场，各种饮料的总产量已突破6000万吨，每年至少需要PET树脂塑料瓶500亿个。其中，长沙地区每年塑料瓶消费量至少2.5亿个。“我国正处于回收机市场的初步投入阶段，全国的饮料瓶回收机市场份额较大。”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运作空间大，机器的功能拓展也更容易，产品推广上大众的接受度也更高。”陈敬炜认为。

　　据了解，2018年，长沙市岳麓区已基本完成29个社区(村)82个小区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全区全年生活垃圾总量控制在40.12万吨，对比2017年同期减量27%。

　　目前，垃圾分类已在长沙部分地区普及。但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垃圾分类意识尚不够深入人心，企业创新力度不够，宣传垃圾分类的力量也相对薄弱，还需居民、生产者和政府相关部门投入心血，为智能垃圾分类创造良好条件。

　　首先，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仍需提高。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有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投放的小区中，仍有部分人员缺乏垃圾分类意识，将干湿垃圾混合丢入小区垃圾站，导致脏水横流、臭气熏天。更有甚者，将砖头、石块等建筑材料投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试图“蒙混过关”“骗取”环保金。“小黄狗”公司负责人表示，恶意投递行为出现后，公司会通过后台找到投递的注册手机号，予以短信提醒或封锁账号，但让居民意识到垃圾不分类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才是目的。

　　其次，企业需注入新鲜血液，增强创新意识。陈敬炜及其研发团队发现，目前垃圾智能回收行业创新程度还远远不够。“举例来说，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企业有愿望去做这项工作，但研发力量不足，投入也不够，而且他们普遍以商业驱动模式为主。如果单纯照搬照抄别人东西的话，很难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他说，对比企业，专业院校具备相关研发能力，但缺乏市场开发能力和充足资金，两者可以互补。他建议学校应提供相关平台，供企业和学校交换信息、促成合作。

　　另外，还应加大力度宣传垃圾分类。陈敬炜等专家表示，由于传统的垃圾分类模式有相对坚固且封闭的群体，他们不容易接受新鲜血液，久而久之，导致垃圾分类推广不到位。“垃圾分类主要依靠老百姓形成自觉行为和习惯。”专家建议，可以从具有高附加值的垃圾回收做起，广泛布置智能垃圾回收机器，利用互联网手段，让大家自觉使用的同时也获得返利，相当于一边做垃圾分类一边收获乐趣。此后，可以把高附加值的垃圾回收向普通垃圾回收拓展，长此以往，有助于老百姓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

　　最近，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引发了广泛关注。人们思考垃圾分类到底有啥意义，怎么才能把各种各样的垃圾放进专属垃圾桶。其实，在很多国家，垃圾分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约束到习惯，直至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和参考。

　　饮料瓶要分为瓶体、瓶盖、包装膜；家里炸天妇罗、炸猪排的剩油不可以直接倒掉，要去用“凝固剂”凝固后，再用报纸包好，放入可燃垃圾……凡此种种，日本将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

　　在日本，垃圾不是你想扔就能扔。日本对垃圾实行严格分类，每周都有不同日期的回收时间表。如果分类不准确，或投放时间不对，垃圾将被退还，还要贴上“请按指定日期放出垃圾”的提醒告示。

　　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例，垃圾分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最早只分为可燃垃圾和金属、玻璃、塑料等再生资源。后来分类越来越细，一个烟盒必须分成塑料膜、锡纸和硬纸盒；塑料水瓶分成瓶盖、瓶体、包装膜。东京大田区的垃圾分类手册有30页，一共列了500多项条款。

　　日本垃圾处理属于市、町、村等地方自治体的职责范围。家庭垃圾大致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粗大垃圾、家电垃圾等五大类。可燃垃圾包括厨余垃圾、碎纸屑、橡胶制品、衣革制品、录像带、杂草等。不可燃垃圾包括餐具、厨具、小型家电、一次性打火机等，一次性打火机必须彻底用完才能扔，以防中途爆炸；资源垃圾包括报纸、纸箱、塑料、玻璃、干电池、金属等，必须分门别类打捆，玻璃、灯泡等破碎物需要包好并标注内有破碎物，避免扎伤回收人员；粗大垃圾包括自行车、桌椅、沙发、床垫、微波炉、烤箱、高尔夫球杆等，凡直径超过30厘米的都需要到区政府或附近便利店购买粗大垃圾标签。根据物体尺寸，垃圾袋价格在200日元至数千日元，并且需要在每月一次的指定回收日投放到指定位置。

　　现在，新建的公寓里洗菜池下水道大多还配置了粉碎机，瓜果皮、蔬菜叶粉碎后从下水道排放。日本垃圾处理到底要多细致？举个例子，家里炸天妇罗、炸猪排的剩油不可以直接倒掉，装进塑料袋也不行。一定要去超市买“凝固剂”，将废油凝固后，再用报纸包好，放入可燃垃圾。

　　凡此种种，日本将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也成了世界资源循环利用的典范国家。日本的火力发电、蒸汽热能、金属原料就有一部分源于垃圾能源。但是，实现如此繁琐的垃圾分类并非一日之功，首先要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日本关于垃圾分类的法律条文之多，量刑之重，堪称世界之最。

　　目前，日本与垃圾分类相关的法律法规分别有《废弃物处理法》《关于包装容器分类回收与促进再商品化的法律》《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市民一旦被举报违法，将受到严厉制裁。如在马路边乱扔垃圾“抓现行”会被处以10万日元罚款（折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在垃圾收集区乱扔垃圾，那更严重，据《废弃物处理法》第25条14款规定：乱丢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而且，日本法律规定公民有举报胡乱丢弃废弃物者的义务。

　　日本人对如此繁复的垃圾分类、处理原则了然于心并身体力行，除了法律约束之外，还源于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期间，学校都会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垃圾处理场，详细展示并讲解垃圾如何分类，每天有多少垃圾送到处理场，每天处理能力是多少，如果没有做好垃圾分类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等。日本人从小就受到这样严格的垃圾分类教育和熏陶。

　　笔者居住的东京市中心就有一处垃圾焚烧厂，定期组织本地小学生来厂参观，并有专人负责讲解。据说，这里还经常有外国代表团前来考察学习，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课堂。

　　在法国，80%的生活垃圾得到可循环处理，63%的废弃包装在处理后被制成了初级材料，17%的垃圾被转化为石油和热力等能源，垃圾资源化利用已逐步成为法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之一。

　　作为欧洲环保行动的先锋国家，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废物回收等方面的相关措施贯穿在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使环保议题成为民众展现对社会、环境责任感的重要部分。法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也体现在环保上。这其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法国民众日常的垃圾分类处理。

　　有媒体曾感叹，如此繁文缛节式的分类法规与以浪漫、自由而著称的法兰西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更多法国人觉得，法国的浪漫之处正在于他们能够把对环保的理想主义付诸行动。

　　法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法国民众对可再生资源与循环利用非常重视，并早已成为民众内化于心的生活习惯。作为欧洲最早提出垃圾分类制度和设立公共垃圾桶的国家，早在1884年，法国就提出了三级式垃圾分类体系，为后来的细化分类奠定了基础。

　　1992年，法国开始正式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约有5000多家企业投入约70亿法郎支持全国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工作。经过20多年的推广与实践，法国如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与完善的分类回收体系。

　　法国本土约有200座大型垃圾处理厂，约80%的生活垃圾都得到可循环处理，63%的废弃包装在处理后被制成了初级材料，如纸板、金属、玻璃瓶和塑料等，17%的垃圾被转化为石油和热力等能源，垃圾资源化利用已逐步成为法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之一。

　　循环使用率高的背后，是严格、细致的垃圾分类处理。随着多年的推广，法国民众对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政府行政机构也会对垃圾分类情况实时监管，并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

　　在法国，日常的垃圾主要分为三类，需要按不同种类分别投放在不同颜色的垃圾箱中：第一类是可回收的日常生活垃圾，包括日常包装纸盒、塑料包装及瓶子、金属制品及纸张等，并明确规定须将相关包装彻底清空；第二类是玻璃制品，包括饮料、调料及饮品等玻璃瓶，用以回收生成新的玻璃产品，也须确保清空；第三类是不可回收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剩菜剩饭、落叶杂草等，这类垃圾还有安全与卫生限制，因为它们将被直接送至焚烧处转化为电能与热能。3

　　同时，法国政府还对垃圾的投放与集中回收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城市里，生活垃圾一般在所属社区及居民楼内的垃圾箱投放，除此之外，各个街区都有一定数量的玻璃制品垃圾箱、旧衣物回收箱，各超市收银台设有电池回收盒，确保垃圾回收与分类能够触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丢弃建材垃圾和大型家具等还需要事先获得所在区的区政府的批准。

　　理想的环保主义，已经融入法国人的生活。《世界报》民调数据显示，近90%的法国民众都有将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仅在2013年，法国就回收了约320万吨包装垃圾，回收率约67%，相当于减少21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巴黎协定》的积极发起方，法国在加强循环经济、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则希望走得更远。

　　不过，法国也面临着垃圾分类执行与监管不力的情况，在多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街区，受垃圾箱投放数量、垃圾箱容量及分类普及与监管等局限，仍然存在垃圾混乱放置、卫生环境恶劣等现象，甚至有曾到法国旅游的游客感叹，巴黎多个景点的街道上充斥着烟头、水瓶及塑料袋，极大损害着巴黎的城市形象。对此，法国多个城市也出台了日趋严格的管理办法，并对乱投放、未分类等行为作出严格处罚。

　　从法国的垃圾分类不难看出，任何完善与科学的环保制度都需要各方的积极配合与理解，特别是以负责任的姿态看待人类共同的环保与可循环事业，正如法国的“循环经济法”法案中强调的团结互助原则与责任意识，使垃圾分类成为践行环保责任的开始，用实际行动展现对可持续与环境友好的浪漫理想。

　　剩拌饭算厨余垃圾，鸡骨头是一般垃圾，泡菜汤得把汤渣处理干净，汤中水分滤干，扔厨余垃圾还得付垃圾处理费……吃大餐一时爽，收拾剩饭百般苦，也反映出韩国对垃圾分类的重视。

　　韩国是较早推行垃圾分类的国家。如今，韩国的居民区大致会按衣物垃圾、一般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等不同类别设置垃圾桶或者垃圾投放点。要想扔对垃圾，可是一门学问。衣物垃圾和一般垃圾比较容易理解，废弃衣物和织物可以扔进衣物垃圾桶，不属于其他分类的垃圾统一按一般垃圾处理。难题是，如何分清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韩国厨余垃圾排放方式主要有两种，而且都要按排放数量收取厨余垃圾。一种是小区物业给业主发放对应门牌号的厨余垃圾卡。每次往厨余垃圾桶扔垃圾时，需在垃圾桶刷卡后，垃圾桶盖才会打开。扔完厨余垃圾后，垃圾桶会称重并计费。另一种是购买厨余垃圾袋，将厨余垃圾扔进厨余垃圾袋后统一投放。购买厨余垃圾袋的费用中包含了厨余垃圾处理费。

　　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个跨年派对。朋友们一番吃喝玩乐后，收拾残羹剩菜时，着实费了一番脑筋。例如，吃剩下的拌饭可以直接倒进厨余垃圾袋，但近年风行全球的韩国美食“可乐配炸鸡”里的炸鸡就有问题了。根据规定，骨头是不能扔进厨余垃圾的，所以要将骨头单独分离出来，扔进一般垃圾中。从没吃完的整块炸鸡中把骨头剔出来，简直令人抓狂。更麻烦的是各种汤，比如辣牛肉汤、泡菜汤，不仅要汤渣分离，因为这些汤含盐量太高，还要想方设法把汤汁中的水分去掉。整个垃圾分类过程极其琐碎，耗时费心。真可谓吃大餐一时爽，收垃圾百般苦。

　　再说可回收垃圾，一般细分为纸类、塑料、易拉罐、玻璃瓶、金属、塑料袋等诸多类型，通常是民众自己分类后，分别扔进相应的垃圾箱。现在，很多居民区为了保持小区环境整洁，都规定了可回收垃圾的投放时间，只有在规定时间内才能扔垃圾。笔者居住的小区只有在每周二下午至次日上午才能扔可回收垃圾。所以，每周二晚上，都会看到下班回家的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可回收垃圾急匆匆往楼下跑。因为此时不扔，垃圾要在自己家里至少再放一周。

　　也许有人好奇，既然扔可回收垃圾这么费事，为何不将它当作一般垃圾扔掉？答案很简单，一方面是人们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扔可回收垃圾是免费的，扔一般垃圾是花钱的。在韩国，扔一般垃圾需购买专用垃圾袋，垃圾处理费包含在垃圾袋中。一般垃圾需被放进专用垃圾袋后才可排放，否则会被罚款。

　　从承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到现在，垃圾分类已成为韩国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也为韩国的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史上最严”垃圾条例在上海市正式实施后，上海人的话题从股票、房价、物价转移到垃圾分类上。不得不承认，垃圾分类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漫长的认知和习惯养成的过程。

　　德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在敦促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方面，不仅生活垃圾分类严格，还采取“连坐式”的惩罚措施。如果垃圾回收公司的人员发现某一处垃圾经常没有严格分类投放，会给附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以及全体居民发放警告信。如果警告后仍未改善，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收到警告后，物业与居民自管会将组织会议，逐一排查，找到“罪魁祸首”，要求其立即改善。即便不敢承认，犯错的居民也会为了不缴纳更高的清理费，乖乖遵守分类规则。

　　相较于上海，德国更是发动一切社会力量做到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为让居民熟悉垃圾的分类细则，每年年初，德国政府会将新的《垃圾分类说明》和《垃圾清运时间表》发到各家邮箱。市政、教育等政府部门和环保协会等社会民间组织共同实施垃圾管理宣导工作，市长会亲自组织宣传活动，银行家、资本大亨也会出来演讲。

　　此外，德国拥有诸如自然保护联合会、拯救未来环境基金等上千个环保组织，从业人员多达 200万，他们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无偿的宣传活动。德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大学里也有垃圾处理的相关课程和专业，同时还提供垃圾处理相关的培训项目，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德国公民的环保意识已经深入骨髓。

　　上海颁布的《条例》中规定对个人混投行为及对单位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的行为处以相应的罚款。而相较于上海《条例》中只罚不赏的做法，英国的措施更加全面，通过鼓励和惩罚政策的并举，促进了公民相关意识的养成：一方面，很多地区政府每年都会评选垃圾循环先进住户，被评选上的家庭可以获得5000英镑奖金；另一方面，通过街头监控，对乱扔垃圾者进行惩罚，罚款最高可达2500欧元，同时鼓励人们举报乱扔垃圾的行为。

　　做事严谨的英国人还会将可回收的垃圾洗干净再回收，比如用完的酱油瓶、油瓶等；大型垃圾就要送到当地的大型垃圾处理中心，运费自掏；废旧电池扔到专门的回收箱。一般来说，在英国，每家每户都有至少3种颜色的带滚轮垃圾桶，分别盛放食品废弃物（绿色）、纸质废弃物（蓝色）和玻璃瓶、易拉罐等其他生活垃圾（棕色）。有些地方会更加严格，有9个分类垃圾桶：废弃食品要先放入泔水桶，之后再倒入户外的公用绿色大垃圾桶中；塑料瓶要放入粉红色的垃圾桶中；装玻璃、金属片、罐头盒和喷雾剂罐要丢进银桶里；硬纸板要放入绿桶中；报纸和杂志归入蓝桶；衣服和纺织品要入白桶；花园废物要装在带有褐色桶里；而不可回收的废物要放入灰桶中。

　　瑞典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和它们严格的分类标准不无关系。在瑞典，瑞典大多数家庭有很多垃圾桶用于存放不同种类的垃圾：电池、生物可分解物、木质材料要分类；有色玻璃和其他玻璃要分类；铝和其他金属要分类；新闻纸和硬纸盒也要分类，这两种纸以外的纸则属另外一类。此外，对这些垃圾分类前还要进行清洗，因为有奶渍的牛奶盒不能回收，带有标签的金属罐也不能回收。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不仅重视培养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在培养移民和游客的垃圾分类意识上同样不遗余力。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大中小城市，专为移民和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外国人开设的语言课程中，就包含参观垃圾回收和处理系统的内容。此外，对于那些偷懒不愿意去分类的人，瑞典政府发挥创意，重新设计垃圾容器来提高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把扔瓶罐的容器口设计成小孔状的，把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设计成信封状的。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

　　“上海开启‘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德国新闻电视台1日报道称，中国大都市上海1日正式实施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措施——个人扔错最高罚200元，单位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最高罚5万元。德国是最早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的国家。近30年的垃圾分类不仅让德国成为整洁国度，也让德国跃升为全球垃圾回收处理的先锋，其中很多经验着实值得借鉴。

　　“直到20世纪初，德国城市垃圾都是直接扔在街上或垃圾堆里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保专家费德理乌斯说，之后，德国各地市政部门开始承担垃圾处理工作，并回收旧报纸和剩菜剩饭等。但由于分类不细致，又没有完善的回收处理系统，垃圾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家住科隆的退休女教师斯珀尔回忆了三四十年前的情景：垃圾车将各家各户门前的垃圾运到郊外，填埋到地里，并逐渐堆成一座座小山。成群的鸟儿在上空盘旋……河中也漂浮着各种垃圾，水中鱼儿几乎绝迹。当时，德国处理垃圾的方法就是——越快越简单越好。

　　随着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富裕起来的居民带来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加上德国出现原材料紧缺的状况，德国政府对垃圾分类和回收越来越重视。环保专家费德理乌斯说，先是城市出现玻璃瓶回收桶，之后是纸类回收桶，后来又有了生物垃圾桶。到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各地的强制垃圾分类措施已较为完善。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通过或修订了《废物管理法案》《包装条例》等法规，为垃圾处理回收“保驾护航”。这意味着，不仅居民要进行垃圾分类，企业也需为垃圾负责。一位德国企业负责人说，企业生产包装等垃圾越多，收费也越多。为此，德国企业还纷纷参与垃圾回收，对回收的包装垃圾进行再利用。这种回收体系也叫“双轨体系”。

　　时至今日，德国人在垃圾分类上极其严谨细致，几乎没有“漏洞”。观察发现，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几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蓝色的放废纸和报纸;黄色的装塑料等包装，如保鲜膜、酸奶盒等;剩饭剩菜属于褐色垃圾箱;灰尘等放入黑色的有机垃圾箱。在各个住宅小区内，还有专门装各色玻璃瓶、旧衣旧鞋等的大垃圾箱。

　　各商业机构也回收特殊垃圾。每个超市都有自助的瓶子回收机，用于退换顾客此前支付的瓶子押金——玻璃瓶0.08欧元一个，塑料瓶和易拉罐则都是0.25欧元一个。电器商店则回收废旧电器、废电池，德国邮局收集废旧手机等。城市各区还设有大型垃圾回收中心，居民可以到那里丢弃大型电器、旧家具等。

　　为了让居民更好地处理垃圾，每年各个城市政府都会在年初印发专门的《垃圾分类说明》《垃圾回收日历》等。各地还设立“环保警察”，每天在各处巡逻，进行监督。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家庭和小区的垃圾箱还都上锁，以防有人把垃圾丢入自家垃圾箱。这是因为德国垃圾按量收费，比如一个35升的垃圾桶，每周清理一次年费为70欧元。垃圾太多，收费可能会增加一倍。

　　在一座巨大的厂房中，各种大型机械设备用红外线、磁铁等设备，将塑料、金属分类，随后把这些塑料做成不同大小的塑料颗粒，以再利用。据工作人员介绍，塑料垃圾最难搞定。比如，酸奶盒属于塑料垃圾，但上面的膜盖却是铝制的，必须进行分拣。最早，德国采用人工分拣，许多人站在传送带上，手工分拣，现在则利用智能设备分拣。另外，通过高温净化、有氧等处理，一些物质被保存起来，可以用于绿化养护。生物垃圾还可以用来收集热能，作为煤炭的替代燃料。在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厂，回收后的废旧电器中高品质的各类金属和塑料配件被拆解下来后，供给企业继续使用。

　　德国《焦点》周刊1日称，德国是最早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这也使德国成为“环保大国”。目前德国生活垃圾回收率已达到近90%，其中68%被循环利用。而在1990年时，德国垃圾循环利用才15%左右。这帮助德国节省了大量的原料和能源。德国的垃圾回收处理产业目前有25万员工，每年的营业额高达500亿欧元。

　　实际上，垃圾分类已成为德国的一项国动。如果有人不能严格进行垃圾分类，常常会被“鄙视”，并被当场纠正。而德国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系统学习垃圾分类。许多儿童童话书也以垃圾分类为题材。

　　近一段时间，我国多个城市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制度，引发舆论热议。一向以环境宜居著称的奥地利在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领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处于前列，而奥地利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和健全的环保服务体系也打造宜居奥地利的重要因素。

　　在奥地利，几乎所有的街区和公共场所，例如火车站或飞机场，都严格执行分类要求。垃圾主要分为以下六大类，每一类有专门的垃圾箱：塑料，例如空饮料罐、塑料包装等；废纸，包括报纸、杂志、产品广告宣传单、书籍以及纸质包装或纸板盒；玻璃制品，有白色玻璃、绿色玻璃和棕色玻璃之分，而且玻璃瓶在丢弃前要去除瓶盖，因为瓶盖属于其他废弃物；生物垃圾，仅回收有机的、可制成堆肥的垃圾，如剩饭菜、蔬果皮等厨余垃圾，也包括花园废弃物；其他杂类垃圾，特指既不包含有害物质，又不包含可重复利用成分的垃圾，包括吸尘袋、橡胶废料、卫生用品、皮革和人造皮革等；有害垃圾，例如废旧电池和蓄电池。

　　收集到的垃圾均采用机械化、密闭式的专用车辆进行运输。奥地利环卫系统可根据不同运载物的需要提供多款车型，运输车辆密闭性很好，主体外观格局为橙色，与工作人员着装颜色相统一。奥地利的垃圾填埋场对技术要求很高，设有各种防泄漏的措施，保证这些填埋的垃圾能够在填埋年限内不泄漏，从而保障地下水和土壤的洁净。同时，他们还认为未来垃圾处理技术提高后，这些垃圾或许还可以成为可利用的资源。

　　奥地利早在1990年就公布了关于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日后逐步完善。现在奥地利已在垃圾处理上形成非常完善的处理、回收和利用体系和严格的标准，违反相关规定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与欧盟其他国家一样，奥地利处理垃圾的原则首先是避免和减少垃圾；其次是分类回收；再次是资源再利用。无法回收的垃圾也要焚烧发电，最后剩下的炉渣将被做成固体以便掩埋和管理。

　　据统计，奥地利的垃圾回收率高达58%，这一数据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二。而另一项数据显示，奥地利人中有85%的人认为垃圾分类是理所应当的事，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奥地利人普遍认为，垃圾分类回收并处理是对于环境保护最重要也是最容易的事，垃圾分类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利可图，在环保方面也是好处多多。如果分类回收的废品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仅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和家庭开支，还能创造就业岗位。

　　与很多国家不同，在奥地利，年龄越大的人环保意识反而越强。据统计，奥地利30岁以下人口中，仅四分之一清楚知道什么样的垃圾应投入哪个垃圾箱，而在30岁以上人口中，这一数字达到50%。为扭转这种状况，奥地利十分重视培养孩子们养成正确处理垃圾的观念。

　　在下奥地利州，每年都会组织大批环保专家走进幼儿园和小学，讲解垃圾处理的相关知识。去年，环保企业还联手当地环保组织在克恩顿州开展了培养“垃圾处理小专家”活动，他们走进幼儿园和小学，讲授怎样避免产生更多垃圾和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根据活动负责人介绍，他们计划在该州培养出2.1万名“小专家”。当这些“小专家”回到自己家中时，他们就是家里的垃圾处理专家和形象大使，甚至是父母的环保榜样。

　　除了全民参与的理念，奥地利在垃圾分类方面不惜下血本，并将各种现代科技运用其中。今年7月，奥地利小镇哈德勒斯就斥资80万欧建造了一座高科技的垃圾回收处理中心，这个垃圾回收处理中心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将人们丢弃的垃圾自动分类，确保每个垃圾都能被正确归类，从而实现最大化回收利用的目标。有了这个回收中心，小镇每年生产的30万吨垃圾将由原来25%的利用率提高到50%。用镇长韦伯的话说，他并不觉得投入资金太多，因为这首先是小镇居民的共同决定，而且这是对于未来的投资。

　　无独有偶，家在沙滕多夫镇的软件工程师舍夫贝格就开发了一个专门用于垃圾分类的语音助理系统，起初这个语音助理只用来提醒他进行垃圾分类的日期，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拓展，增加了提醒人们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功能，可谓是人工智能用于环保领域的典范。舍夫贝格称，目前这个软件还处在测试阶段，但他计划在未来将这一系统在整个布尔根兰州甚至奥地利都投入使用。为此他还获得了布尔根兰州政府颁发的特殊环保成就奖。

　　位于维也纳市区的施比特劳垃圾焚烧厂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后由奥地利著名建筑设计师百水先生重新设计，1992年完成重建。它的外形就像用积木堆砌而成的怪房子，厂房外墙面上的窗户大小、形状均不相。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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