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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9-18

常纪文:如何科学、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2020年8月13日,第21届中国环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本次展会汇集了超1800家环保企业参展,盛况空前。

  下午,由环卫科技网与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环卫产业发展论坛”也同期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咨询组成员常纪文做了以“如何科学、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讲座,围绕我国垃圾分类现状和主要问题,根据实际经验总结了垃圾分类统筹推进过程的现存问题及解决建议。(文章根据常纪文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窗口期是指目前是我国生态文明改革的最佳时机。

  在这一时期,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垃圾分类作出统筹部署,设计出阶段性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线图,是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放眼世界,这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转型的时间窗口期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从分区试点到全面部署的垃圾分类决策是科学、及时、合理的。

  在法制建设方面,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宁波等大中城市,大多已经制定了垃圾分类的地方条例或者规章,违者处罚。

  如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7日通过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再如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月31日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两者对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分类方法、管理部门职责、源头减量、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奖励与处罚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垃圾分类的物质装备容易建设和配备,但因其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垃圾分类是一个细工慢活的系统工程。

  以正在推广的北京垃圾分类来看,尽管成绩喜人,但是我国垃圾分类的统筹部署需要把握好时间节奏,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

  例如,在推进垃圾分类时,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保持一定的历史耐心。在推进方式上,宜稳中求进,不断深入,不宜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是后发追赶型国家,发达国家开展环境保护与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供我国参考和借鉴。

  具体到垃圾整治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全民形成垃圾分类意识、各地健全垃圾分类体系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进程会大大加快。估计到2035年,我国完成转型期之后,我国的垃圾分类,无论是立法建设、政策配套,还是实施成效,应当接近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垃圾分类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发达地区的农村,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例如,浙江省富阳市新桐乡的垃圾分类模式既保持了原则性,也保持了创新性。其每家门口都设有分类垃圾桶,主干道有大垃圾桶,并根据每类垃圾的量,来设置分类垃圾桶。垃圾收集后,可回收垃圾进入本镇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有机垃圾经过机械堆肥后,产生的肥料作为奖励分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村民。

  在富裕地区的农村,政府可以把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垃圾焚烧项目打包在一起。

  在农村垃圾分类中,可以采用奖励与告诫并举的方法,在村民,小组或村之间进行评比。成绩优异的村民和个人可以获得物质奖励,或者用“笑脸墙”的方式,提升村民积极性。

  总体来看,虽然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但现阶段还需要国家补贴。

  在规划方面,要将垃圾分类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格局中予以统筹考虑,要将一般工业垃圾的处置和生活垃圾的处置统筹考虑,考虑垃圾分类后干垃圾和有害物质的去处。为此,应当统筹加强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危险废物处置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新时代,必须在城市和农村同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但是要注意推进战略、目标任务、重点项目、配套政策、具体措施和差异。

  农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户村组管理的协作基础强于松散管理的城市居户,说明在乡村开展垃圾分类具有组织上的优势条件。因此,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时代格局下,必须考虑到城乡垃圾分类的管理方法、组织形式、激励机制等模式的差异。

  农村垃圾分类的治理体制方面:建议发挥政府引导、村党支部支持、村委组织协调、村民自治、乡贤共治的作用,特别是发挥村级党组织和村民理事会的作用。

  城市垃圾分类的治理体制方面:建议理顺商务部门、住建部门、环卫部门、民政部门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职责,整合废品回收体系、小区物业回收体系、环卫垃圾收集体系、居委会工作体系和政策体系,确保工作同心、同向、同行,形成城镇垃圾分类管理的合力。

  在区域考核工作方面:可以借鉴上海市、宁乡、苏州和绍兴的经验,建立针对各区域的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指标,实施区域考核制度和财政转移奖罚机制,对于工作落后的区县、乡镇和社区,既追究相关党政负责人的责任,也按照惩罚规则扣减该区域的财政转移资金。

  对于考核落后的社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借鉴浙江部分地区的经验,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以提高认识和组织管理能力。

  四是开展不同垃圾的协同处置,可借鉴内蒙包头、湖南长沙、浙江绍兴等地区的经验。

  如浙江绍兴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厂区内,将餐饮行业的餐厨垃圾和垃圾分类所得的居民家庭的厨余垃圾进行协同处置。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后,固态物质进入厨余垃圾系统进行厌氧发酵,液态物质分离成毛油和水。毛油销售给工业企业做原料,效益不菲。

  垃圾协同处置是最经济和最高效的方式,因此建议各地大力建设垃圾协同处置的设施。

  首先,对于园林绿化垃圾,在南方城市的产生量越来越多。可以借鉴湖南长沙、江苏苏州和浙江绍兴的经验,既可以采取粉碎后还田或者还于绿地的措施,也可以采取碳化的措施。

  其次,对于建筑垃圾,已经成为城市更新引发的严重环境问题,可以建立建筑垃圾粉碎后回收利用制度。

  再次,对于大件家具的回收处理,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头疼的问题,一些地方目前缺乏应对措施。对此,可以借鉴上海等地的经验,将大件家具送至集中拆解场所,予以拆解。对拆解产生的木材进行粉碎化处理,之后送至碳化厂碳化处置或者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填埋和焚烧之所以产生邻避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垃圾收纳地缺乏利益保护。因此,我国的垃圾分类需要统筹完善制度和标准。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可以建立门前三包、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全程减量、分类处理等方面的制度。

  在政策和标准制定上,应当针对这些环节,设计完备的操作规范和保障政策,形成健全的规范体系。

  建议谨慎罚款,更要谨慎采取信用制裁措施。对于不听劝阻恶意乱扔垃圾、多次大量乱扔垃圾等少数行为,可以处以10~50元不等的低额罚款,但是要以提醒和教育为主,谨慎使用大额处罚手段。

  对于盛装厨余垃圾的塑料袋,等厨余垃圾运输至垃圾转运站或者最终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后,通过机器装备统一自动破袋,这样可以对集中收集的破塑料袋进行收集、清洗、压缩甚至回收。

  在这个环节分离塑料袋,也有利于利用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对破袋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统一处理,防治水环境污染。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法制化需要构建完善的制度和标准体系。有效的机制能够促进制度的运转,包括资金筹集机制、设施设备运行和清扫机制、观念培育机制、考核奖惩机制等。

  在城市,则应当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统一采取市场化、专业化的垃圾分类、清扫、转运和处理处置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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