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药方治不了中国垃圾分类的病

　　从笔者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高层对垃圾分类的决策指示，与基层实际工作者的迷茫形成了反差。其实，这种迷茫来主要来自垃圾分类中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我们城管系统的管理经验。

　　纵观垃圾分类的各种方法和模式，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怎样激发民众的“自觉自愿”。

　　强制处罚只能作为警戒手段，如果全社会未能形成普遍共识，监管成本就会提升，且基本没有落实能力。

　　说到自觉自愿，恐怕不是一句“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这样的宣传标语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却是国民“自觉自愿”的全球典范。在很多文章和讨论中，人们总喜欢把“素质”挂在口头上，但真实情况其实复杂的多。

　　日本的垃圾分类之路，是伴随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而衍生出来的。简单说，是由民主政治、末端处理格局、环保情绪、民族文化几方面共同影响。

　　1955年，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和自由党合并，成为自民党。最近宣布辞职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便是前任自民党，现被菅义伟接替。自此，自民党开始了长达38年的长期执政，被称为“55体制”。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开始腾飞，政治上开始全面倾向美国的战略方针，并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478美元上升至1995年的4.34万美元，而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09美元。

　　在日本“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下，将很多职能移交给民间非营利组织，形成了政府—营利部门（企业）—非营利部门（民间组织）三元社会结构。

　　60年代，伴随日本的经济飞跃而出现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发生在水俣市和新潟市两地本的水俣病（水银中毒）、发端于富山的痛痛病（镉中毒），发端于三重的哮喘，四个地点被称为“四大公害”，成为那一时期的民族之殇。

　　媒体的发酵下，加上民主抗议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足以埋下之后几十年日本人对环境问题高度警惕的种子。

　　于此同时，一场旷日持久的“垃圾战争”在东京拉开帷幕，其余波影响了日本现在末端处理格局和垃圾分类。

　　提及日本垃圾分类，本地文化中的“爱洁净”和“爱分类”总被人津津乐道，但把这种气质推广至所有日本人身上，其实是高估他们了。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量与垃圾产量相伴而生，日本垃圾遍地。在当时，“素质”这个词与大多数日本人是沾不上边的。

　　1970 年，日本教育学家高桥敷教授就撰写《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历数日本人乱丢垃圾、随地小便等不文明行为。这一景象，七零、八零后是否看着眼熟？

　　△1967 年，一条名为“千间川”的河流过大阪市住宅区，此河后被政府填埋

　　此后，日本加大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但是垃圾产量最大的东京市江东区和杉并区两个地方，针对垃圾处理设施的争斗持续了8年之久，直到1974 年才宣告结束。

　　具体经过不多赘述，无非是都不想把垃圾场建到自己身边，国内的邻避事件与之相比，温和的像个孩子。

　　70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垃圾战争”四起，到90年代迎来了全国性的小高潮。1995年的调查表明，全国各都道府县围绕垃圾处理而起的纷争高达368起，其中279件都与垃圾堆填相关。

　　既然都不想给别人兜底，那就各扫门前雪，多建设小型处理设施吧。日本现在又多又小的垃圾焚烧格局就此形成。政府也想明白了，与群体事件相比，成本根本不叫事，毕竟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这钱既然花了，就不如花到底。马路上的垃圾桶撤掉，都回家各自处理。在“资源回收”的名义感召下，一个水瓶的瓶盖和瓶身都要分开扔，杂志书本都要捆好按时放到指定位置，怎么处理是我的事，但你必须分对。

　　以东京的新宿区为例，需把垃圾分为“资源垃圾”、“易燃垃圾”和“金属、陶瓷、玻璃垃圾”（即不可燃）三种。其中资源垃圾每周回收一次，后两种垃圾每周回收两次。

　　垃圾必须在指定投放日的8点前放到规定的地方，在规定的时间和日期之外，丢放的垃圾不仅不会被回收，还可能会因为随意丢弃而受到惩罚。

　　分类过程中，对特定类别要求还特别细致。例如在丢弃厨余垃圾时，还需要进行干燥处理；婴儿尿布等需要清除上面的污物后在丢弃；树枝树叶等物品需要将长度保证在50cm以内。

　　各地标准各有不同，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数量已经达到20种以上。德岛县的上胜町把垃圾分到了13类45种。

　　虽然分类规则如此繁杂琐碎，占用大量精力，但是日本人似乎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除了前文所述的环保问题和民间组织的作用，社区邻里间的监督作用起到了足够的“道德”压力。

　　例如，有些社区会安排把每周的“值日”家庭，未按要求分类收走的垃圾会由这个家庭负责重新分类。这显然对“不给别人添麻烦”著称的日本人作用显著。

　　另外，独特的社会结构让日本拥有足够的家庭主妇从事这些事，但男性却承担极大的社会压力，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垃圾分类在日本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中部大学的武田邦彦教授就宣称垃圾分类只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一场全民洗脑。

　　作为业内人士，在东京首都圈进行垃圾处理行业的白井集团社长白井澈也认为垃圾分类徒增了收运环节的成本，让效率变的低下。

　　综上所述，日本的垃圾分类和整个垃圾处理体系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是在政治背景和社会结构多重博弈下的结果，说是“举国体制”，却分明看到了民众自觉自愿的力量之强大，政府往往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

　　但要说完全出于民众自发，却高估了日本人的觉悟，很多民间团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替代了政府的角色。

　　与日本相邻的东亚各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地区，基本上沿用的是日本的垃圾分类体系。那么同样在东亚文化圈的中国，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呢？

　　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环境污染对人们生存健康直接危害，那些触目惊心的景象诉诸报端后，形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意识。

　　而中国的经济腾飞较日本晚二十年左右，环保意识虽有所觉醒，但并未形成全民共识。加之我国先知先觉开始了环境保护工作，防患于未然，民众其实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未达到日本人的水平。

　　可以看到，日本的政治体制发展中伴随着民间组织的崛起，这些民间环保组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段缓冲区，再加上动员宣传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形成类似自下而上的体系。

　　而中国此类环保组织往往力量不足，也更集中于精英人群，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力有限。在垃圾分类宣传动员中，往往以政府为主导并全权负责，其他社会组织很少能够实质性的涉足其中。

　　在国内，垃圾分类的社区宣教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来完成，但从受众和专业性上看，还存在一定差距。

　　基层工作繁杂，也很难针对一项任务投入过多的精力，垃圾分类又是一件需要长期持续的工作，这一矛盾很难短期内解决。

　　中国没有类似日本大量的家庭主妇群体来专门负责处理家庭事务，并且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居民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彼此互不熟悉，无法形成自愿缔结的社区组织。

　　但是，在日本的垃圾分类中，社区组织却是一种低成本且十分强大的道德制约机制。

　　其实，中国最接近于社区组织的就是物业，但就目前情况看，物业仅能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通过督导员等形式起到引导作用。居民之间并没有彼此监督的氛围，这种约束力量就弱化了很多。

　　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由于还保留一些乡约组织，在公序良俗的影响下，这里的垃圾分类往往取得比城市更好的发展，足以说明底层的社区组织在垃圾分类中重要作用。

　　最后，日本的垃圾分类成本过高。在政府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是如此，从经济角度上，也并不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

　　笔者曾去过日本的城市，街道的整洁和民众的环境意识确实令人羡慕，但从整个发展历程上看，中国仍不具备相似发展的土壤。垃圾分类，中国需要走出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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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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