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经过分类的垃圾,先回收部分,剩余再做处理,处理方法包括卫生填埋、堆肥及焚烧。
垃圾填埋由于操作简单及成本较低,目前仍是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填埋垃圾未进行无害化处理,残留大量细菌、病毒,存在沼气、重金属污染等隐患;垃圾渗漏液会长久地污染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二次污染。焚烧相较而言更科学,是目前更被提倡的垃圾处理方式。北京和上海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例已接近100%,且通过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土地资源紧缺,未来以填埋方式处理的生活垃圾比例将继续下降,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亟待不断增强。但是垃圾焚烧若未经过分类直接拖进焚烧炉,会带来二噁英污染。
二噁英为一级致癌物质,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在人体内降解缓慢,一般低于800℃的垃圾焚烧会产生较多二噁英。通过微生物分解,提高焚烧温度;或者实现垃圾分类回收,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对比欧美国家垃圾以纸张为主,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含量最高,即含水率较高,混合后会降低垃圾整体焚烧热值,不易被燃烧至可抑制二噁英生成的850℃,而分类垃圾焚烧效率更高。3、中国城市垃圾围城问题严重
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以及垃圾减量,但垃圾产生速度远远快于消解速度,中国2/3的城市已陷入“垃圾围城”。2017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达到2.15亿吨,且近三年增长率均超过5%。20国集团国家人口和城市固体废物份额
城市平均产量约为100万吨,同比上年上涨13%。近5年来城市平均生活垃圾产量的增速已高达12.7%。目前我国共拥有4个直辖市,293个地级市,以及366个县级市。
由于年报公布数据均为我国大、中城市的固体废物产量水平,考虑到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及消费水平的差异性,我们将县级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取0.2折算系数,即城市样本量变为370.2所(4+293+366*20%=370.2),预测2017年全国实际城市生活产量或已达到3.7亿吨。
201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万余元,同比上年上涨8.6%。
回顾历史数据,自2013年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化增速为9%,略低于城市平均生活垃圾产量年化增速。
近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对较为稳定,假设2018-2020年,我国城镇垃圾产量增速也在现有基础上相对企稳,保持年化12%的增速水平,则2018-2020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产量分别可达到4.1亿吨,4.6亿吨与5.2亿吨。
截至2018年底,我国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比例大致为2:3,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大致为1:4,按照等比例估算,2018-2020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量分别可达到0.68亿吨,0.77亿吨,0.87亿吨。
若将乡村生活垃圾合并考虑,则2018-2020年我国生活垃圾总产量分别将达到4.8亿吨,5.4亿吨,6.1亿吨。其中,大城市垃圾围城问题更严重。
2017年上海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为743.07万吨,超过了19个省级行政单位;北京则是达到924.77万吨,超过了24个省级行政单位。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成分相对复杂并含有大量有机质,因此容易滋生大量细菌及并发恶臭。
生活垃圾的主要组成成分见下表。一般而言,可以将生活垃圾分为两大类,即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生活垃圾分类、主要成分及处理建议
2009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仅为35.61万吨/日,拥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共567座;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67.99万吨/日,拥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多达1013座,较2009年规模几乎翻倍。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已达到21034.2万吨,达到的满功率处理能力的85%,约可覆盖我们前文中测算的实际产量的57%。考虑一般垃圾处理设备的养护维修期约为30~60天/年,则这一产能利用率以趋近饱和,提升空间不大。未来若想提升生活垃圾的处理率,只能通过新建产能的方式来扩大处理规模。2017年生活垃圾处理量同比增速约为7%,大幅低于同年生活垃圾城均产量增速的13%。
假设2018-2020的处理增速为过去9年年化复合增速8.2%,则2018-2020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将分别为2.3亿吨,2.5亿吨,2.7亿吨,对比前文测算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分别新增处理量缺口2.5亿吨,2.9亿吨,3.4亿吨。4、参考欧美国家,城市垃圾分类是中国的必经之路
随着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逐渐紧缺,大城市若想实现垃圾自产自销,垃圾焚烧是一条必经之路,而垃圾分类,能够有效提升垃圾焚烧的效率。
目前,国内的标准以及相关应用研究对垃圾的分类尚无统一定义。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利用价值以及环境影响等因素,根据不同的处理方式,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行为。《固废法》明确规定:垃圾管理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可腐有机物(以厨余为主)、可燃有机物(塑料、废纸、橡胶、皮革、竹木、布类等)、无机物(煤渣、砖瓦、地灰、玻璃、金属等)。在以煤为主要民用燃料的地区,垃圾中无机物的含量较高,最高甚至可以达到80%。在气化燃料普及的城市中,不论是南方城市还是北方城市,可腐有机物占的比例最高,超过50%。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燃有机物的比例在20%-40%之间,无机物的比例通常低于20%,含水率在40%-60%之间,低位热值在4000-6000kJ/kg范围内。全球垃圾分类主要有三种方式:
大致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日本德岛县上胜町分类种类最多,高达34类。
日本垃圾分类细致严谨,不同垃圾处理方式不同,日本对一半以上的人口实行垃圾从量收费,很多地区垃圾袋还采用“实名制”。
如德国分为七类,包括生物垃圾、废纸、包装袋、旧玻璃瓶类、特殊有毒垃圾、其他垃圾以及大型废弃物,分类体系设计周密。
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1972年通过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减量、循环与再利用”的废弃物环保理念引导着德国大幅减少废弃物产生,甚至将废弃物再利用原则贯彻于生产中。
此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洋垃圾经过了垃圾分类。洋垃圾进口始于1990年代,制造业等产业借改革开放之机进入中国。从1995-2016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十倍至4500万吨。2016年中国接收全球56%的垃圾,进口超过730万吨废塑料,总值达37亿美元;2016年美国的废纸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国,总价值超过22亿美元;欧盟27国把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地运往中国;英国每年有270万吨废塑料流向中国,占其塑料垃圾产量的2/3;香港每年进口“洋垃圾”的总量超过3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中心。中国垃圾进口来源
洋垃圾进口的逻辑在于垃圾循环的顺畅收益链条,即通过出口垃圾,发达国家的垃圾回收企业摆脱了难以处理的废料;发展中国家的小工厂获得了垃圾与新原料的中间利润;低端制造商品出口后,发达国家消费者得到了廉价商品。经过粗浅分类的洋垃圾,在中国的强大制造业体系里摇身一变,即成销往全球的商品。中国人肯为洋垃圾付高价:中国人在德国以200欧元/吨(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使有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将80万吨的垃圾向中国倾销。所以,中国的洋垃圾贸易其实是通过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把垃圾分类的红利输出给发达国家。看似优美的利益链条下,真正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及其百姓。洋垃圾中的有害物质会对分拣人员及环境产生致命伤害。因此中国于2017年7月正式向WTO通报,2018年1月1日起,中国禁止进口24类洋垃圾。禁止进口洋垃圾后的中国:资源回收行业亟须垃圾分类。垃圾贸易若能用中国的分类垃圾替代洋垃圾,必然有较大价格优势。但若中国的垃圾分类无法进行,禁令后嗷嗷待哺的资源回收行业必将催生出非法洋垃圾走私。2018年海关总署进行打击“洋垃圾”走私的“蓝天2018”专项行动,全年共查证各类走私废物155万吨。而解决洋垃圾非法走私的根本途径,即是通过国内垃圾分类为资源回收行业提供充裕供给。因此,不论是出于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利用的角度,垃圾分类都是我国亟待进行的任务。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要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运体系,积极构建“互联网+资源回收”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通道,实现“两网融合”。
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其后的其他各类文件中,也陆续提到了研究制定收费制度的目标,意味着,在鼓励、试点、强制等手段之后,未来我国垃圾分类或将进入收费时代。我国垃圾分类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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