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下午茶｜上海垃圾分类进行时：水平很高维持有挑战

　　借着本书的出版契机，在9月4号的澎湃下午茶上，澎湃研究所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曾刚主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传处的朱锦处长、爱芬环保的联合创始人郝丽琼，以及上海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厂长吕长红，一起就垃圾分类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纵观中国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历程，可以发现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早在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14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确立了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26个。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加快推进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要求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而在实施过程中，有些被点名或列入计划的城市没有开始实施垃圾分类，而另外一些名单外的城市却自愿加入，比如无锡、扬州等城市。

　　据此，曾刚教授团队通过使用Probit模型，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进行计量分析，精准识别出了影响中国城市实行垃圾分类选取的五大关键因子，即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资源效率及创新绩效。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梯队（38座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条件是最好的，应立即实施垃圾分类；第二梯队（53座城市）条件基本具备但还不是特别好，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逐步推广实施；第三梯队（75座城市）可暂缓到“十五五”期间再实施垃圾分类工作。另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城市，为了实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在未来十年内还不适应立刻上马垃圾分类工作。

　　曾刚认为，垃圾分类的推进，应当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分布实施，分类指导。在未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首先，重视垃圾分类的顶层设计。不同国家垃圾分类的模式侧重有所不同。日本基本依靠国民素质。日本街头的垃圾箱不多，当地执行非常严格的垃圾分类，对垃圾分类的最终管控做得很严苛，处罚很重；德国重在管理企业。如果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做得不好，着重处罚企业。譬如顾客在店铺里挑选了生鸡后，商店宰杀后再交付顾客，垃圾留在店家进行处理；而中国则以社区为主，基层党建工作以及城市社区组织的强有力，为中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提供了核心竞争力。

　　其次，分步骤实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从空间格局来看，城市密集的长三角地区最适合推广垃圾分类。在某种程度上，长三角的垃圾分类一体化比交通一体化更易于推进。珠三角地区及京津冀地区也可以先行先试，再带动周边地区。同时，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水平，从东部到西部渐次展开，并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衔接。发达大城市先行，发达中小城市逐步跟进。尊重市场规律，科学有序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工作。

　　最后，发展经济，为垃圾分类创造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垃圾分类工作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强推只会对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应该通过垃圾分类工作，开创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局面。日本通过垃圾分类及综合处置再利用的过程，减少了日本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相较之下，中国南方城市的资源禀赋并不好，当前经济安全也存在很大的隐患。垃圾分类恰恰可以很好地缓解和弥补这一矛盾。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也在于上海在全球范围内能做出的贡献及表率左右。朱锦分析了背后的几个原因。

　　首先，上海有资格代表中国展示中国垃圾分类的形象。同时上海背后依托长三角，在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可回收处置等方面都能实现自给自足的闭环全过程管理和组织。

　　第二，上海作为世界级城市，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上海在垃圾分类和治理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传递一些可复制推广的方法和途径。

　　第三，上海是开放的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方案推出之前，上海相关职能部门系统性学习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前期，有关部门对标最高标准，才形成了去年以来的工作方案。

　　第四，上海是改革的城市，历来是改革的先行者、排头兵。上海在解决全球性难题中也会迎难而上，可能会有一些独特性的贡献。

　　第二个挑战，是试点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需要不断取长补短和相互促进。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动员。从社会动员的广度深度，包括全行业、全覆盖的层面来看，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首先，由高层出面推动组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专业研究院”，可以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种种问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通过全球视野进行观察、归纳、总结和研究创新。

　　其次，上海必须要从更广的区域，特别是站在长三角，甚至全国范围内，考虑建立健全的可回收资源利用体系。

　　2019年之前，她的机构竭尽全力在小区里推进垃圾分类，也只能达80%的达标率。但2019年政府强力推进之后，成效显著，确实能观察到基层力量被动员起来，非常用力地推进垃圾分类。对不同小区的不同诉求，有不同的应对。有的规模小的小区在成功实现定时定点后，甚至可以回到24小时投放的状态。

　　在几天前，郝利琼拜访了自家小区的物业经理，对一年来的垃圾分类历程进行了畅谈。这个物业经理先表示，自己非常累，在一年中曾三次打辞职报告，但未获批准。和胸牌上一年前的照片相比，原本乌黑一片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

　　物业经理表示，有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上面的打分考核，另一方面是商品房小区没有垃圾厢房的天然劣势。他们的压力和艰辛，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普通小区里85%的人可以做到垃圾分类。

　　她的小区的垃圾分类，可能这在上海是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全中国是顶尖水平，这些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基于基层工作者、社区管理者长期艰苦的工作，以及对这份成果的不懈坚守。她认为，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适性，基本上适用于中国其他城市。

　　郝利琼还观察到，中国的不同城市之间，垃圾分类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她同时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开展工作。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较高，是因为上海的基层治理能力全国顶尖，而基层治理能力又决定了垃圾分类的水平。

　　比如，北京基本靠行政力量和物业推动，今年又遇到两拨疫情，受到了延误。虽然北京有很多环保组织，但很少有能深入社区做垃圾分类的机构。而在中国，除了一些高端物业外，大部分的物业能力有限，无法调配社区资源去承担垃圾分类这个繁重的任务，也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动员。

　　而另一个大城市深圳，也基本靠物业来推动。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是年轻人多，居民权利意识强。由于缺乏一个社区主体去凝聚共识，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基于对国外和国内的观察，郝利琼认为，在上海当然有社区堆肥的可能性。因为堆肥是一件充满生命力、欢乐和趣味的事情。可以通过设计堆肥，做社区营造工作，激发居民分类—做堆肥—种菜种花—社区分享，建立更丰富的社区联结，推动垃圾分类更持续地进行。

　　吕长红的工厂主要负责上海闵行区的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此前，澎湃新闻也介绍过他们“从餐桌来，到餐桌去”的湿垃圾处理方式。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从2017年4月到2020年7月，吕长红的工厂处理厨余垃圾的总量达21万吨。他们采用“好氧+厌氧”的处理模式将厨余垃圾转化为资源化产品，包括5万余吨的土壤调理剂、6000余吨的餐厨废弃油脂和300万方的沼气。

　　从去年垃圾分类开始，工厂的处理量直线上升，而餐厨垃圾的纯度也可以达到85%以上，相比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到去年年底左右，随着工厂二期项目的稳定运行，每天可以收到约400吨左右的餐厨垃圾。去年12月是高峰，处理了约1万吨餐厨垃圾。但今年年初的疫情暴发期，工厂收到的餐厨垃圾量有所下降，2月、3月时，大概每天处理100吨餐厨垃圾。

　　吕长红认为，垃圾分类的未来依旧困难，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高消耗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他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观点：“垃圾分类是以法制化为基础，以社会化为保证，以产业化为支撑，以价格机制为导向。”

　　当下他的公司在做资源化产品，处理垃圾享受政府补贴。但今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市场化和经济化。他的工厂在确保产品品效和功能的条件下，还需要不断优化自身产品。未来才能减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而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食物浪费问题，也能从吕长红的工厂窥见一斑。由于学校食堂是他们工厂的餐厨垃圾来源之一，往年开学后，他们往往每天会多收到几十吨餐厨垃圾，但最近几天发现只多了十吨左右，远低于之前的水平。

　　最后，吕长红表示，餐厨垃圾变少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变小了，每多一吨餐厨垃圾，就意味着浪费了一吨粮食，而处理这些垃圾需要花钱，要比生产这些粮食贵多了。

作者：admin

分类垃圾-环境保护从分类垃圾做起! 站点 QQ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