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在官方推动下不断前行,这是令人欣慰的。但说到底,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既是一种环保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所以在推动环保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要使之更符合经济规律。作者作为环境科学领域的学者,以对我国环保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公德心,试着从经济学视角和对国情社情的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考和观点和,似很值得决策机构的研判甚至纠偏。 ——编者
曾有人认为,既然生活垃圾分类导致末端处置减量,那么生活垃圾的处置成本是应该下降的。并据此质疑有关部门,为何生活垃圾的处置成本居高不下。笔者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必然导致处置成本的提高,原因是规模经济。不分类,我们只需要一种收运处置体系,分类了就要另立山头。多出来的收运处置系统自然意味着多花钱。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了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我们可以忍受多高的成本增幅?
这是一句著名的口号,最成功的鸡汤。想想也是对的,如果所有垃圾组分都清清楚楚地分门别类,这世上哪里还会有垃圾?
问题在于,任何物质的再利用,都是需要投入、需要成本的。一般而言,成为垃圾的那些物质,即使有再利用的价值,也只是“低价值”物资。分类回收需要付出的成本与一种物资的价值相比,会出现几种情况:物资价值低于回收成本;物资价值与回收成本差不多或净利益几乎可以忽略;物资价值高于回收成本的部分可以被市场接受。显然,只有最后一种情况,回收利用才是理所当然的。前两种情况下,垃圾只能是垃圾。
这个问题似乎不用回答。尤其现在垃圾分类都已经立法了,提这个问题岂不是自讨没趣?但其实这个问题还真的该提一下。
一位这个领域的领导,也是笔者的朋友,自己单枪匹马检查了上海市区不同地点的街头垃圾箱。结果发现,街头垃圾几乎全是干的,完全用不到干湿分离。至于有垃圾箱要求将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分开,也有点问题:你好歹告诉路人自己打算回收哪些东西啊!再说,在街头垃圾箱掏可回收物的人数可不少,有他们在,要可回收物的垃圾箱干吗?
所以,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街头垃圾箱是否可以不分类。另外,上海街头的垃圾箱也实在太多了些,建议根据人流量和商业繁荣度,分类确定垃圾箱的密度。
应该说,这两个建议都是合理的。但奇怪的是,它们似乎从来没有被当做正式的动议乃至方案被讨论过。原因也简单,在重视环保的大气候下,一切加大投入的想法至少是政治正确的。他的建议被淹没在加大投入的声浪之中也就可以理解了。
几年过去,垃圾问题更受重视了,而胡闹的事情也多了起来,如豪华的垃圾箱,智能化的垃圾箱之类。那个朋友依然在位,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如当年那样,跑到街头去调研垃圾箱?
多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几乎成了环保、绿色乃至真理的化身。通过媒体地毯式的舆论轰炸,我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垃圾分类是正确的,不分类是错误的,参加分类是良好的环境行为。对此,笔者没意见。
有意见的是,除了表面的敲锣打鼓外,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究竟如何,多年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究竟该如何评价,谁说得清楚?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体系,大致上,需要从几个方面考核其成效。
第一个环节是分类投放,由于多数居民的不配合,从而迫使街道出钱,雇佣小区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请注意,二次分拣不仅导致分类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分拣出来的纸张塑料等是脏的,需要清洗,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成本并产生污染。所以,需要交代明白:1.有多少小区能凭居民的自觉行为实现合格的分类?2.有多少小区是需要二次分类的?3.二次分类花了多少钱?4.分出一吨湿垃圾所需费用多少?
第二个环节是垃圾的清运和末端的接纳,涉及运输湿垃圾的车辆、中转站、末端处理设施,这就产生了以下问题:1.相关设施设备数量多少?2.能力是否充足,是否不足或过剩?3.包含折旧,消纳一吨湿垃圾的成本是多少?
第三个环节是湿垃圾的出路。湿垃圾处理的末端产品是什么,到哪里去了?多年来几乎无人交代,似乎是个光吃不拉的怪物。当然,湿垃圾处理后最有可能的出路是堆肥。但堆肥又去哪儿了?请注意,农业不可能接纳这些堆肥,因为过不了肥料认证检测关。那么,难道是林地?接纳了多少?这个数据是所有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成效评价中最为关键的。没有这个数字,一切都是花架子。
对于如何引导市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本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需要讲情怀、公德、奉献的范畴,需要无数老百姓以自己的举手之劳做出贡献。推动垃圾分类过程,同时应该是一个培育民众环境责任心和公德的过程。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当然,与之配套的,也需要组织、社会动员、社区机制。当然,也可以考虑诸如级差收费政策,以小区为单位对分类不达标者实施歧视性收费,甚至考虑捆绑文明小区创建等。但唯独不能考虑的措施,就是用蝇头小利吸引老百姓参与。
为此,笔者认真地反对了所谓绿色账户。当然,反对无效。多少年了,让笔者如此反对一件事的,非其莫属。
之所以难得地固执一下,是笔者很难想象,被蝇头小利聚集起来的,是一些怎样的人。是那些超市里面购买黄豆绿豆也要一颗一颗挑选的人们?笔者也很难想象,那些对蝇头小利不屑一顾的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机制也迅速地腐败了。既然都是跳广场舞的邻居,太认真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无论分类合格与否,卡上的分数都是给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关方面在生活垃圾分类的目的中,将“源头减量”也放进去了。
真正的源头减量是发生在实际消费过程之前的。典型的就是如果要减少包装垃圾,遏制过度包装方为治本之策。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垃圾分类热闹非凡,而遏制过度包装却鸦雀无声。
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是无人负责。例如,对茶叶和保健品等过度包装最严重的几类产品制定包装标准,对超标产品征收零售附加费并标明原因。又如,要求精装月饼必须同时提供简装的同类产品,以供消费者选择。
生态环境的成本收益关系,是说任何环境保护必须追求既定目标实现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对于一座污水处理厂来说,假如确定了1级A的尾水排放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以此为前提的最小运行成本。厂房是简洁明快还是富丽堂皇,设备是国产还是进口,用了多少高科技的自动监测设备等都不是关键。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的选择对降低污水处理成本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成本如此重要?高成本总意味着浪费、奢侈和资源错置,因而必定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即便在环保领域,在高高飘扬的绿色旗帜下,高成本还是会造成进一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例如,那些漂亮、豪华、智能的垃圾厢房真的好么?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降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处理处置的成本。有助于降低成本的,就是好东西。否则不敢恭维。
大致在世纪初,笔者曾被组织去某市学习先进经验。该市号称“不花政府一分钱”,而治理了一条黑臭河道,解决了存在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去了才知道,人家的做法简单粗暴:填河然后搞房地产开发。这当然用不到政府花一分钱,事实上政府是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的。但是,应该如何评估位于闹市区的一条河流“消失”带来的损益呢?显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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