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何处理大量的城市垃圾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先分类、后回收利用被视为控制城市垃圾问题的一种有效解决途径。这个系统工程的第一步,是一场与人性角力的持久战,需要稳定、持久地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垃圾分类习惯。
一家名为“成都绿色地球”的商业企业为之做出探索,他们试图打通包括可回收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分拣并再处理的全链条,并推动居民从源头做起,自觉参与垃圾分类。走过近十年,从无到有,他们的做法,或许能够为国内城市解决生活垃圾回收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在引导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这一前端环节,绿色地球的方式颇有成效。他们通过“垃圾兑积分、积分兑(财)物”的方式激励居民,使得分类回收链条得以良好运转,并且能够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
但在后端再生资源的销售环节,绿色地球的盈利能力并不乐观。目前,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对一个需“自负盈亏”的企业而言,鸡蛋主要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不免有些风险。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第三方主体为社区、街道提供垃圾分类服务的一个案例,绿色地球的模式应该如何向其他城市推广?
这是一袋体重900克的垃圾,由两捆硬纸壳、四个牛奶盒和一沓废纸组成。它的主人是成都市锦江区城市花园居民曹阿姨。出门前,曹阿姨为它贴上了一张二维码——这是它的身份证,将记录它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
曹阿姨将它送到了第一站:小区里长得像ATM机、灰色的可回收垃圾箱。随后,收运司机到来,取出,将其送往下一站——锦江区边缘的一个半露天垃圾场,只听“嘀”一声,扫码成功,接下来是称重、录入。凭借这枚二维码的身份识别,曹阿姨会得到相应的积分奖励,可以兑换生活用品。
此后,这袋垃圾将在分拣线上各自找到同类,让塑料的归塑料,玻璃的归玻璃……最后,他们将分别前往最后一站——到达纸厂、牛奶厂、玻璃厂等,重获新生。
实际上,这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自助式垃圾回收体验,其创意出自于一家专门从事生活垃圾分类服务及资源化的企业——成都市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色地球”)。
2008年,因“国内的垃圾围城、垃圾分类已经看不下去了”,80后海归郑皓元等人在成都创立了绿色地球。据说,烧了3年钱,入不敷出,项目几近停顿。
2011年,再次启动,绿色地球赶上了好时候。那年,成都试点垃圾分类,各个区开始摸索前进。锦江区政府报着尝试的心态,选择投入400万购买绿色地球为期3年的服务,要求他们在三年内服务8万居民用户;进驻的每个小区,用户覆盖率必须达到70%。“这是政府给新生儿递了个奶瓶。”时任绿色地球CEO汪建超将此形容为“相当于签下了军令状!”
早在初创期,绿色地球积累了一万多用户,但信息全靠人工录入,显然无法应对接下来的目标,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管理系统。据介绍,居民的基础信息、参与情况;回收垃圾的类型、收运情况等动态数据都可以通过系统进行管理、记录。
在锦江区,绿色地球的工作人员将特制塑料袋、分类指南、二维码等通过批量注册的方式免费发放给小区居民。居民们由此了解,只要把塑料、金属、纸皮这类可回收的物品与厨余垃圾等分开,单独装进一个袋子,贴上二维码,再把它扔进绿色地球特制的可回收垃圾箱里,后期称重后就能获得相应积分。除了通过官网进行兑换,绿色地球每周也会到社区举行专场兑换活动,居民们可凭积分兑换日用品。此外,积分亦可用于话费、Q币充值、公益渠道捐赠等。
胡玉祥是最早参与垃圾分类的第一批居民之一,多时,积分存到了十多万分,家里因此堆了好几框兑换回来的日用品,抽纸、肥皂、洗衣液、洗发水,都是一摞摞的摆放着。胡玉祥说:“每个月可以省下二三百元日用品支出,根本用不完,就拿去送亲戚。”余下的积分,他就当存款一样存起来,“不会过期。”
田阿姨曾向记者展示成果:“每月底会收到一条绿色地球的短信,显示当月我家累积的可回收垃圾重量。以前有用的垃圾,觉得可惜,又不得不扔,有心无力。”如果垃圾没正确分类,在录入身份时,工作人员还会做记录,之后专门给住户打电话,进行指导。
通过二维码的身份识别功能,居民都有自己的专属账户,可以随时查阅自己的垃圾分类记录及积分情况。在公司网站,也可以实时看到,本月共有多少户家庭参与了投放,回收了多少垃圾,数字背后为地球创造了哪些价值。如,相当于少砍伐5000棵树,节省石油769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94吨。对参与其中的居民而言,这是一种可量化的成就感。
汪建超觉得,这就是用户体验的一部分,而且比直接发放纪念品或者给予货币奖励更公开透明、更可持续。“做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反馈,就会越做越有劲头。”
按绿色地球的设计,工人把可回收垃圾收到分拣厂里,扫描录入,在流水线上进行细分类、打包等预处理,最后销售给用这些原料做加工的再生资源企业。通过绿色地球量身定制的企业信息系统,在所有流程里,每一袋可再生垃圾都被有效跟踪。
但这个系统工程的最后一步,垃圾的再销售问题让绿色地球颇为苦恼。他们的解决思路是:
汪剑超曾经算过一笔账:8万户的用户规模在分类习惯养成后,每月可以回收各类再生资源300—500吨,销售收入约30万—45万元。其中,回馈居民的积分价值约占一半,而负责日常回收分拣的人工和场地车辆成本约为10万元,再划出一定的宣传和活动费用3万—5万元,总体来看是略有盈余的。
“用户越多,回收的垃圾量越大,自然也就卖的多,这是其一;另外,规模大了,与终端企业的议价能力也能提上去。”汪建超举例称,随着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他们才能和成都最大的一家纸厂坐在谈判桌上。“以牛奶盒为例,当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上海会有企业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接手。”
目前,政府采购服务是绿色地球的主要资金来源,再生资源的销售收入占四分之一。这并不是绿色地球一家所面临的问题。据了解,很多垃圾分类企业都是在政府有所补贴(采购)的前提下运作,一旦失去这项资金来源,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难以为继。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环境研究专家毛达对绿色地球有多年观察,在他看来,“如果把主要收入来源放在政府购买这一个篮子里,可能风险比较高。”毛达设想,若企业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获得相当大规模的社区、街道的垃圾特许经营权,或是一种解决办法。
绿色地球则构想:如果他们的规模能壮大到覆盖一整座城市,是否能寻求更多的品牌合作商。比如,未来,在绿色地球的专用垃圾箱上,也许会出现一个厨余机广告,或一则绿色食品促销信息。
因成都的实践,“绿色地球”被国家住建部评价为全国试点范围最大、分类效果最明显、业务模式最可持续的垃圾分类实施案例。据其官网数据,截至 2017年 5 月,绿色地球已覆盖成都市 597 个小区、20万家庭,共回收1.1万吨可回收物。
随着其口碑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组团跑来向绿色地球“取经”。问题是,绿色地球模式能在其他城市复制吗?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毛达认为,评价垃圾分类做的好与不好,可从“量”和“质”两大角度来做判断。
“从量上看,绿色地球是有效果的,他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从源头上分类的问题,垃圾减量了;从质而言,分类比较精细,也建了可回收物的分拣和后续处理、再销售的链条,自己控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效率更高;提高了可回收物的利用水平。”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有解决某一部分垃圾,如厨余垃圾的处理问题。”毛达如是说。
针对这种模式在其他城市的推广、复制问题,汪建超认为,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如果政府自己花钱,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年花500万元,换了一批桶,打了一些垃圾分类的宣传横幅,具体效果怎么样很难说。而如果交给企业,就能花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效果。”
毛达则建议,如今,很多城市仍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垃圾分类工作。或许,他们可以更多尝试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交由脱颖而出的、有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负责,或许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更专业的机构去做。”
在毛达看来,这种第三方主体为社区、街道提供垃圾分类服务的模式,关键在于这个第三方机构能否取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并且双方能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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